唐武德元年（618年），隋末烽烟渐散，唐高祖李渊于长安定鼎开朝。与此同时，远在巴蜀东北一隅的开州——这片曾因刘备赞誉“汉土丰盛”而得名“汉丰”的土地，也迎来深刻转折，成为唐王朝经略西南的关键落子，牵动其后千年命运。

唐高祖对开州作出两项根本性决策，精准锚定了其历史走向：一是将州治从南河南岸，迁至南河与东河交汇的盛山脚下，实现开州建城史上的第二次重大蜕变；二是任命巴蜀豪强冉仁德为首任刺史，推行“以豪治边”之策，以固西南。

迁治之举，蕴藏深远战略考量。新治所三面环水、背靠盛山，地势险要，形同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足以控扼周边；其地更拥水陆之便——溯东河可至盐业重镇温汤井，顺南河通达物资集散地临江市，沿小江直下可入长江水道，商路纵横，辐射四方；兼以土地丰饶，利于农耕复苏、人口聚集。此次迁治，奠定了此后近一千四百年开州古城的基业，直至三峡工程蓄水，这座千年城址方完成其历史使命。

李渊对冉仁德的任命，则是“因地任人”的治理智慧。冉氏为巴蜀世族，世为巴东“蛮帅”，在川东一带根基深厚，兼具部族威信与地方武备，是隋唐之交西南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大唐初立，中枢势力尚未能完全覆盖边陲，启用冉仁德，实则是唐廷与地方豪族间的政治盟约。对内，他建章立制、安置流民、复苏农桑，使开州从战乱中恢复生机，渐成“市井初兴、壁垒森严”的边州要地；对外，则凭其族望安抚诸部、保障交通，为唐廷经略南方稳固后方。

冉氏与开州的渊源，并未随唐初而止。其后裔或仕于地方，或参赞抗蒙，深深嵌入本地的历史记忆；而唐初这步棋，亦为开州播下文教之种——此后韦处厚在刺史任上赋《盛山十二诗》，引发元稹、白居易等中原文士唱和，遂使“开州”之名，远扬天下。

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开篇，更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山河形胜”与“因地用人”相结合的战略缩影。那段自唐初写下的历史，早已融入开州的山水格局与人文肌理，静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