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是前苏联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他在列宁去世后，与斯大林结成了政治上的密切关系。1927年，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就苏联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NEP）会导致苏联的衰败，他主张通过牺牲农民利益，加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相比之下，布哈林认为托洛茨基的做法将摧毁苏联的农业基础，若没有坚实的农业支持，苏联将无法成功实现工业化。布哈林主张应当鼓励农村的自由经济，提倡雇工自由、耕种自由、粮食销售自由，同时降低工业品价格，让广袤的乡村也能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尽管托洛茨基不认同布哈林的观点，但他公开称布哈林是党内最懂经济的理论家，并认为他的政策最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可不久后，托洛茨基在党内失势，最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清除了这一政敌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矛盾很快爆发，两人围绕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对立。 斯大林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后，开始推进大规模建设新苏联的计划，争取早日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他全盘否定了布哈林的农业自由主义，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新集体农庄建设。然而，随着集体农庄规模的扩大，粮食产量出现了急剧下降，导致国有粮库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这使得斯大林非常愤怒，他认为是资本家和富农通过囤积粮食造成了粮食短缺，并因此要求加速农庄集体化的进程。

在此指令下，各地的领导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采取了强硬手段。为了让自己管理的地区不落后于他人，地方领导开始强制执行集体化，对不合作的农民采取了严厉措施，包括强行夺取农民的私有财产。许多农民的家畜、农业工具，甚至家具都被没收。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打压，很多农民在集体化前疯狂屠杀家畜，并大吃一顿，甚至赤身加入集体农庄，这进一步加剧了农庄的发展困难。 布哈林一直反对集体化农业，并通过亲自走访各地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他认为，若自己不站出来反对，那就不是布尔什维克。1928年，布哈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演变成了互相辱骂，令其他与会者震惊。布哈林愤然退席，留下了愤怒的斯大林。会议后，布哈林与里科夫、托姆斯基一起递交了辞职信，但斯大林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辞职，认为三人是托洛茨基在政治局的代表，带着威胁的辞职信是为了向政治局示威，放弃革命的立场，必须接受批判。

然而，这仅仅是布哈林与斯大林冲突的开始。布哈林开始借助舆论压力继续反对斯大林，他公开发表署名文章，猛烈抨击集体化政策，并引用《列宁的遗嘱》指责斯大林不懂经济，违背了列宁的遗愿。他要求国家停止农业集体化，并寻找加米涅夫寻求支持。然而，加米涅夫背叛了布哈林，将两人的对话记录下来并交给了斯大林。布哈林在谈话中称，若继续按照斯大林的政策，苏联将遭遇粮荒，数百万人将因此死于饥饿，并称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只会为了权力搞整肃。斯大林看到这些记录后大为震怒，布哈林的政治生涯也随之走向了终结。 尽管布哈林仍天真地向政治局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他的请求并未获得通过。党内的大多数成员都知道，布哈林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9年，布哈林被免去了《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随后被逐出政治局，降职为科研工作规划局局长，彻底消失在苏联群众的视野中。然而，苏联的大肃反风暴却没有停歇，布哈林先后逃过了两次莫斯科大审判，但第三次审判时，他终于成了被审判的对象。 1936年10月革命胜利19周年纪念日，布哈林被斯大林安排站在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站的位置上，尽管此时他只是《消息报》的主编，但斯大林仍表现出对布哈林的某种尊重。然而，庆典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批示在布哈林的名字上画上红叉，命令内务部立即搜查布哈林的住所。斯大林似乎想以此展示自己的仁慈，还打电话给布哈林的家中，假装对搜查一事不知情，但当得知内务部人员已经开始行动后，斯大林迅速下令停止。然而，第二天，布哈林还是被逮捕。

布哈林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脱死刑的命运。在审讯中，无论内务部如何逼供，他始终否认所有罪名。但内务部部长叶诺夫（绰号血腥的侏儒）采取了极端手段，带着布哈林刚刚二十多岁的妻子和一岁的小儿子到内务部作为人质，威胁布哈林如果认罪就能保住性命。布哈林虽然始终坚持自己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在妻子和儿子面前，他不得不屈服，低下了高昂的头，表示愿意认罪。 在法庭上，布哈林平静地接受了谋杀基洛夫和高尔基的指控，还供认布哈林集团准备谋杀斯大林。最终，法庭判定布哈林死刑，之前承诺不会判他死刑的保证也被抛诸脑后。执行死刑时，布哈林对斯大林恶言相向。在入狱之前，他还留下了一封遗嘱给妻子，这份遗嘱在斯大林死后交给了苏联官方，并在1988年公开。在遗嘱中，布哈林写道：我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面对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力。低下头并非因为害怕，而是为了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呐喊。我相信，经过时间的洗礼，真相会浮出水面，我身上的污名终将被清除。我的血将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为人民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