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武昌起义是在同盟会的长期影响下，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青年组织直接策划并发动的。但成功的革命不仅仅依赖组织，更需要理论的支撑。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武昌起义实际上可以视作国民党元老宋教仁的政治试验。 你以为这个人是孙中山吗？ 错！ 是黄兴吗？ 仍然不对。 正确答案是宋教仁。

1910年秋，28岁的宋教仁召集了日本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在自己位于寒香园的住所召开会议，他提出了清朝革命的三宜策略：革命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具体来说，就是：以东三省为后方，直接攻占北京，号令全国，这被视为最佳方案；在长江流域的各省同步起义，湖北武汉最合适，并且之后建立革命政府展开北伐，这为中策；而在云南、广西等偏远地区发动起义，再向内地发展，则为下策。这就是宋教仁的革命三策理论。 宋教仁的这一理论为反清革命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往，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大多局限于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而这些起义由于失败过多，导致同盟会内部逐渐涣散，最终还出现了分裂现象，部分成员另组了共进会和光复会，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形势开始逐渐成熟。 宋教仁的想法得到了黄兴、谭人凤、李肇甫、赵声等革命志士的支持。1911年5月，谭人凤在日本召集了来自中国11省区的同盟会分会长，讨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问题。在会上，宋教仁再次提出革命的三策。与会者在分析利弊后认为：上策略为困难，下策已有失败的历史（指华南边境的起义），且可能引发外部干涉并导致分裂，因此最终选择了中策。 7月31日，同盟会的中部总会在上海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并选举了组织成员，目标明确锁定了湘鄂两省，伺机实践革命中策的最佳时机。可以说，这次会议不仅重新明确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和方式，也有着对同盟会进行改组的倾向，但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需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大会后，革命组织的成员们分别回到各自的省份展开行动，并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设立了分会，推动当地的革命进程。尤其是宋教仁派遣谭人凤前往湖北，成功促成了共进会与文学社这两大革命组织的联合，成立了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文学社和共进会本是武汉地区的革命青年组成的秘密社团，虽然深受同盟会影响，但并未直接隶属于同盟会领导。宋教仁将这些力量吸引到同盟会中，实际上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起义成功后，中部总会又为上海、浙江、南京等地的光复作出了积极贡献。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率先独立，实现了宋教仁所设想的中策。随后的南北和谈成功，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国民党推选宋教仁为理事长。宋教仁致力于实施类似法国责任内阁制的宪政模式，对国民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绝对优势。然而，他在政治斗争中屡遭拉拢、威胁和责难，埋下了隐患。民国初期的宪政框架尚显脆弱，源自旧体制的框架始终无法完全独立。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宋教仁在前往北方途中，遭遇刺杀。临终时，他留下遗言：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孙中山称他为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