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王朝》中，有一个场景引人注目：作为户部主事的孙嘉诚，为了揭露朝廷铸钱的弊端，与户部尚书发生了激烈争论，甚至在户部大堂上动手。这件事最终闹到御前，孙嘉诚被雍正帝当面训斥一番。

按理说，作为六品小官的孙嘉诚，居然敢和一品的大官——户部尚书动手，这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清代并不罕见，尽管动手的行为有些过激，五部（除吏部外）中司官对本部堂官的轻视现象非常普遍。六部尚书、左右侍郎称为堂官，各司郎中、员外郎称为司官，从官制上来说，他们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但清代的许多文献记载表明，五部的尚书与司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牢固，有时甚至发生司官对堂官不敬的情况。雍正五年九月，雍正皇帝便针对这种情况发布了一道谕旨，专门批评了司官，特别是汉司官。他在上谕中说道：

听说各部堂司官办理公事时，满司之见满堂则屈一膝应对，而汉司官见堂官时，有的站立，有的蹲下，完全依个人意愿。同一堂司，为什么满汉之礼差异如此？他还指出：汉司官升迁是通过道府，而道府见督抚时卑躬屈节，极尽奴颜婢膝之态，唯恐因为稍微不敬而得罪。可是，督抚品级不如部堂官，而司官的品级又比道府低，为什么他们在京城时傲慢无礼，而在外地则谦恭过度？这是他们不懂爵位的尊卑，而只是按权势的轻重行事。这道上谕直指汉司官们的不当行为，尤其强调他们看重权势，而忽视等级尊卑。

雍正虽然批评的言辞较为客气，但有些部门的情况更为严重。比如刑部，司官对堂官的不敬往往更为明显，许多时候，作为尚书或侍郎的堂官，反而要小心翼翼地讨好司官，生怕他们不满离职，导致部务无法正常运作。刑部和户部是六部中事务最繁忙的两个部门，涉及国家的财政和刑事事务，许多具体工作都由司官负责。因为堂官通常因为频繁调任，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因此有时候负责管理的堂官反而无力真正掌控事务，形成当家管不了事的局面。以刑部为例，所有事务都需要堂官、司官和书吏的密切配合。司官主要负责案件审理并提出意见（即主稿），堂官则根据这些建议做决策（即画稿），书吏则负责文书的抄写和传送。从职责上看，司官才是刑部事务的实际执行者，工作的核心也在他们手中。

由于各部的堂官通常都是临时调任，或者是没有相关专业技能的过渡人员，尽管名义上他们有决策权，但这些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来自于司官。这也让司官在这些部门中掌握了较大的权力。再者，汉司官的仕途受年资影响较大，而不依赖于堂官的推荐。换句话说，司官的升迁、调任和外放，主要看年资，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进入吏部的铨选程序。与现在不同，现今的官员升迁往往需要上级领导的推荐和意见，在清代，司官的升迁几乎不受本部堂官的影响。

各部堂官对于司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京察时出具的考语，供吏部参考。然而，由于堂官通常在部里待的时间不长，互相之间了解不深，所以吏部和皇帝并不会过多重视堂官的考语。康熙初年曾明确表示，吏部选用司官时，不需要参照堂官的考语，直到许多年后才恢复这一做法。既然堂官对汉司官的约束力微乎其微，司官对堂官不敬也就不足为奇。这种情况与地方上的道员、知府与督抚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在地方，督抚对道、府的控制力极强，稍有不慎就会被弹劾，能否保住官位，基本由督抚说了算。在这样的压力下，道员、知府等官员对督抚的卑躬屈膝，也就成了常态。

乾隆即位后，意识到了堂官与司官这种错乱的关系，并着手进行调整。经过改革后，六部堂官对司官的约束力逐渐增强，堂官对司官的仕途决定权也日益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