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之华夏化与方志文类

以黄帝子孙彼此凝聚的华夏出现后，历史上此族群的人口范围曾在两种边缘上逐渐扩大。此两种边缘，其一是政治地理边缘—战国末以来黄帝之裔所居及所统领的空间范围，有一从中原向外扩张的过程。其二是社会边缘—战国末期以来，华夏域内的社会中、下层边缘，愈来愈多的人群单位（家族）成为黄帝子孙，而造成华夏社会边缘的向下延伸。而这两种族群边缘的扩张，都伴随着现实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许多边缘人群接受一些过去、遗忘一些过去，而终自称也被他人认为是黄帝子孙。

此种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失忆，常借由方志与族谱这两种文类所产生的文本（历史记忆）来进行。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说明的便是汉代华夏空间边缘上的蜀，以及其地成为华夏之域、其人成为华夏之人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蜀人对本地历史的记忆、遗忘与再建构上。蜀人常璩所作《华阳国志》是本章论述焦点；我将说明它在蜀地华夏化上所扮角色，以及其书写结构成为一种被后世作者模仿的方志文类之意义。

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古蜀

由中国较早的先秦文献资料看来，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的人群往来并不密切，或记载不明确。殷商甲骨文中有地名或方国名“蜀”，但这是否指的是成都平原的蜀国，史学界仍有争议。先秦文献《尚书·牧誓》篇中提及，武王伐纣时其盟邦中有名为“蜀”的部族，许多学者相信这便是成都平原的古蜀国。然而这篇文献可能完成于春秋战国时，因此难据以认为早在周人克商时，便有来自“蜀”的部族参与此战事。况且，即使到了春秋时期，与紧密参与中原政治活动的长江中游之楚国以及下游之吴国相比，当时上游的蜀对于和中原诸国往来也不积极。到了战国时，中原文献中对于蜀国始有较多的记载；内容主要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来，秦灭蜀国以及其统治蜀地的经过。由这些文献，我们大略知道蜀为秦所灭之历史。蜀国与其东邻巴国长期敌对，巴向秦求救，于是秦军在公元前315年灭蜀。结束了蜀国政权后，秦先是一再利用蜀王的后裔来统治本地，后来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因此在公元前285年出兵平乱后，秦国便直接设郡统辖本地。

除了军事征服外，秦也采取若干措施来加强对蜀地的控制与开发利用，如有计划的大量移民、营建都城、兴水利、开阡陌，以及推广秦国的文字（篆文）书写。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兴修都江堰，分岷江之水灌溉成都平原的功绩，尤受后世传颂，及至今日。到了秦末动乱、群雄并起之时，后来汉朝的开创者刘邦，曾以巴、蜀、汉中为其与项羽争霸天下的基地，因此在秦末汉初有更多中原士人及平民进入蜀地。汉朝建立后，新政权继续在成都平原兴修水利农田，以开发本地农业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央派来的郡守如文翁等人致力于兴文教，如送蜀郡弟子到中原习经学，返乡后在郡国学（如现在国立大学的地方分校）中教授学子。作为汉文化传播点的都邑、学校在此逐渐普及后，外来及本土社会上层家族子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与内容的教育。于是西汉中叶以来，蜀人严遵、张宽等以经学，司马相如、扬雄等以辞赋，皆能在汉朝京城中普遍得到美誉。

以上这些，便是在有限的中原历史文献下，人们一般所知的蜀地进入中原王朝与其文明圈的历史。然而19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却呈现了一段被本地人所遗忘的过去，一个对中国人而言十分陌生的古老文明。

被遗忘的过去：三星堆文化

1986年夏季，埋藏大量青铜人面像、玉璋、玉戈、金杖、黄金面罩等文物的两个坑穴，在成都平原之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此考古发现震惊了中国考古与历史学界。精致的青铜及玉器制造，及代表复杂宗教仪式之器物，皆象征阶序化社会与中央化王权在商、周或更早已存在于此。人们对此之讶异，也显示它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历史图像—在此远离中原的长江上游边陲，商、周时期应是一片蛮荒。因此，广汉三星堆文化之存在，说明至少汉代以来蜀人与中原华夏都曾对这些过去失忆。以下通过考古学者发表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我大略介绍广汉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过去，以及学者们借此及文献数据所重建的历史。

在广汉三星堆文化形成之前，成都平原上曾经历宝墩文化时期。此文化以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多座城址遗存为代表；其存在时间约在公元前2800—前2100年左右。这些史前城址都有高大的城垣，墓葬一般没有随葬品，无铜器发现，与中原考古文化的关系不明显。接于其后或略晚，便出现了广汉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公元前1900—前1250年或前1700—前1150年。这个相当于商代或更早的考古遗存，在其极盛时期有一宽厚堆土城墙环绕的古城都邑，城中有宫殿区、作坊区等空间。城南三星堆一带，则是神庙与祭祀遗迹所在；在此发现了埋藏大量面具、人像、神树、容器等青铜、玉石之器物坑。便是这些不见于中原的大量青铜面具、人像、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等精致器物，以及其相当于殷商早期或中期以前的古老年代，使得广汉三星堆文化成为一惊人考古发现。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具体内容与相关探讨，已有大量文献出版。既然讨论它们如何被遗忘或失忆，在考古上我所关注的焦点自然不在于它的丰盛与存在，而在于其转变或消逝之迹。三星堆文化没落后之成都平原文化面貌，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可以十二桥文化为代表，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之间。此文化遗存有干栏式建筑及木骨泥墙建筑，有些房址面积大，可能为大型宫殿建筑遗存。其器物内涵承继许多三星堆文化因素；发现许多卜甲及商周式青铜器，又显示其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2001年成都市西区的金沙村又一次有惊人考古发现，在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层中，出土金器、铜器、玉器、卜甲等重要文物2000余件。据发掘者称，这些器物的风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器物基本类似，其中如金人面像、金射鱼纹带、铜立人像等等，都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可以找到造型风格一致、图案纹饰相同的器物。金沙村遗址的人类活动遗迹延续时间很长，约从商代晚期到春秋前期。至于它的春秋前期遗存，考古学者指出，原从三星堆文化继承来的一套器物都消失了，与三星堆文化的差别开始增大。

在此之后的战国时期，成都平原考古所见便是青羊宫文化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500—前100年。以木椁墓与船棺墓，以及编钟、巴蜀式铜剑、有巴蜀符号的铜印章，以及流行于楚的鼎、敦、壶葬器组合等等为其特色。由于其时间与分布地域相当于战国时期之巴国与蜀国，学者常称之为巴蜀文化。考古学者认为，此时期之成都平原深受楚文化影响，同时也认为其与十二桥文化有明显继承关系。无疑由三星堆文化到战国时期之巴蜀文化，成都平原都有具地方特色的古文明，然而其受商、周及其他地域文化之影响也很明显。考古学者孙华曾宏观描述四川盆地与其中成都平原之青铜文化发展图像。他指出，最早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青铜冶铸工艺与器类，经鄂西、三峡传入成都平原，影响已相当发达的本地文化而形成三星堆文化。而后，从商代末期始，关中西部的周文化经秦岭而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生密切联系，同时本地与来自鄂西、三峡地区的文化联系开始减弱。大约由西周中期起，周文化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联系基本中断，本地青铜文化进入其衰落期。春秋晚期以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青羊宫文化崛起，一直维持到战国末或西汉早期；此文化之青铜器传统深受来自东方之楚文化影响。

以上考古学家所提供的数据，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成都平原之青铜文化除了自身之根基外，似乎常受外来文化势力影响而有些明显转折。譬如，三星堆文化的崛起与消亡，西周中期至春秋时的中原式或商周式铜器之出现与后来消失，以及战国时期以巴蜀式铜兵器与楚文化铜器为代表的青羊宫文化之兴衰，等等发生在本地上层社会的物质文化变迁。

其次，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外，本地各期考古文化亦表现强烈本地特色；这些各时期之本地特色虽有部分前后沿承迹象，但其间之创新与断裂更是显著。

再次，宝墩文化的城址分散于成都平原各处，而由三星堆文化到青羊宫文化，广汉、彭县、成都等地都曾为当时各具特色的都邑中心。这或也表示，成都平原之史前时期曾有多元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存在，或其政治文化中心常因时迁移。

最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若早从西周时期以来，成都平原的上层统治阶层便已学习中原与楚地的青铜器制作，他们应也能学习当时已成熟的中原与楚之文字书写文化。然而，本地考古遗存中商周文字完全空白，战国时本地器物上有被称为“巴蜀图语”的表意符号；以此看来，本地统治者与社会上层人士都无意以文字书写来作为保存与传递信息的工具。

历史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解释

前面我们提及，先秦文献对战国时代以前蜀地之人与其国家的记载不多，也不明确。然而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出现了许多对于古蜀国及其历代帝王事迹的描述。这些汉晋时期关于古蜀的史料，除了少数见于《史记》《世本》等一般性中原史籍外，多见于《蜀王本纪》《蜀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等蜀人（包括长期留居本地的中原士人）的著作。这些蜀人作品专论蜀及邻近地区之事，内容包括本地历史、轶闻，以及许多如神话的叙事。《蜀王本纪》《蜀本纪》《本蜀论》等早已佚亡，今日我们见到的只是被引在他书中而保存下来的一些残篇片言。晋代蜀人常璩所作《华阳国志》则是一部完整而丰富的作品。虽然这些文献写成的时间远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时代，虽然其中包含许多神话与地方传说，且大都不完整，但由于其作者们皆为蜀人，知晓本地典故，因此当代中国史家普遍认为这些著作中应保存了一些历史事实。配合着出土考古材料提供的线索，历史学者得由这些史料中重新萃取过去发生的事，来重建古蜀历史面貌。以下，我们看看这些所谓“二重证据法”下的古蜀历史研究，也是对三星堆文明的历史解释。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中眼睛造型特殊的青铜人像，与传说中之古蜀帝王蚕丛间的关系。据称为西汉蜀人扬雄所作之《蜀王本纪》中记载，蚕丛为蜀最早的帝王，其后有柏濩、鱼凫、蒲泽、开明等相继为王。《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古蜀帝王传承与此类似，而又进一步称蚕丛“纵目”（眼是竖的），所以其国人的墓被当时人称为“纵目人冢”。由于三星堆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面具与人像的眼睛，普遍尾端上扬而呈现竖目状，许多学者因此认为此即纵目的蚕丛，并认为蚕丛为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神性祖先，或称此古蜀人群为蚕丛之族。广汉的三星堆文化都城遗存究竟是哪一位古蜀帝王的城邑，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虽然他们大多认为此为文献记载中的“瞿上”，但它究竟是柏濩氏、鱼凫氏或杜宇的都城，学者们还是意见不一。《蜀王本纪》又记载，荆有一人名鳖灵，死后其尸体漂流至郫，而神奇地复活了。后来望帝（杜宇）以他为宰相。因其治水有功，望帝将帝位禅让给他，而后者便是古蜀的开明帝。因战国时期蜀之考古文化中有强烈的楚文化因素，许多学者皆认为此文献记载反映战国时蜀的这位统治者来自荆楚地区。

其次是古蜀帝王与黄帝的关系。《华阳国志》及其他文献中记载，黄帝之孙帝喾，曾将一个庶出的儿子分封至蜀地。原来黄帝时代邈远，少有当代历史学者相信与之相关的历史。然而由于广汉三星堆遗存的最早阶段可溯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代（中国古史传说中约存在于公元前2000—前1600年左右的朝代），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古文献称蜀王为黄帝后裔的说法，在此能得到一些考古学上的支持。如一位学者的研究指出，文献中称蚕丛最早居于“岷山石室”，因此他是来自岷江上游的古蜀帝王。黄帝族沿雅砻江而下，与当时已迁于成都平原的蚕丛（蜀山氏）结姻，而他们都是先后由西北南下之“氐羌系民族”的支系。

便是如此，许多历史学者以中国历史文献材料，来解读三星堆与其他本地考古文化遗存；将这令人惊讶且感到陌生的考古发掘呈现之古文明，与人们熟悉的历史知识结合。如此产生的新知是，一个统于一君且代代相传的古蜀王国之历史，而这历史又与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史在若干点上相联结。然而如我们前面提及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考古面貌所展现之多元中心，以及各时代文化间的断裂与创新等现象，似乎与这样的历史建构并不全然吻合。再说，即使如此建构的历史是正确的，我们仍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何我们，当代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对这些考古新发现感到惊讶？无论三星堆文化时期发生了什么事，今人对它的惊讶反应，反映长期（或自汉代）以来人们对它们全然无知；那么，由战国至汉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即使本地人也对这些过去几乎全然失忆？

本文经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授权，选摘自 王明珂 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