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下辖三个师，分别是由梁兴初、罗华生和彭景文担任师长的三个师。此后的战斗中，三个师长相继调离，有些人是晋升，有些则是调职。

第一师的前身是山东军区的第一师，原本是红军时期的红三军团；第二师则源自山东军区第二师，红军时期隶属于红十五军团；第三师的历史较为特别，最初是东北军的一个部队，由万毅领导，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经过调整后形成了东北第七纵队的第十九旅。与第一、第二师在东北战场的突出表现相比，第三师的战绩相对较为低调。但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第一师和第二师都经历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战斗力自然不容小觑。而第三师直到1944年才加入八路军，且刚到东北，战斗力相对较弱。第一纵队在执行总部任务时，第一师和第二师常常是主攻力量，而第三师更多地承担配合作战的任务。部队的成长需要时间，第三师正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逐步增强实力。彭景文是第三师的师长，他本是东北军出身，曾是万毅的部下。加入革命队伍后，彭景文对于八路军的游击战、运动战并不熟悉，但对于阵地战有一定经验。

为了加强第三师的领导工作，1947年7月，刘贤权被从后方调任为第三师政委。此时，部队刚刚结束了四平的攻坚战，正在进行休整。四平攻坚战是一次艰难的战斗，参战的部队英勇奋战，虽取得了胜利，但伤亡也不小。为了恢复战斗力，部队需要补充兵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思想整顿。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后，第三师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秋季和冬季攻势。随着战斗的不断增加，第三师接到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例如，在兄弟纵队对法库进行攻击时，第三师的任务是围困法库。法库的驻军是新六军暂编62师，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第三师曾在之前的战斗中与他们交过手，因此这次任务显得尤为艰难。刘贤权回忆道，彭师长对于这个任务感到很有压力，因为他既不擅长攻坚战，也不太熟悉运动战。作为政委的刘贤权，虽然经验丰富，经历过许多艰苦的战斗，但当时的体制下，军事主官才是主要决策者，政委并没有否决权。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第三师的任务，刘贤权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弥补彭师长在经验上的不足。这样一来，如果战斗打不好，责任归于师党委；如果战斗胜利，就可以说是师长领导有方，政委则负责维护师长的声誉。在随后的战斗中，第三师在多次与敌人的增援部队交战时都成功将其击退。尤其是在部队南下时，与新六军的两个营遭遇，并在政委的建议下成功歼灭了这两个营，战斗非常激烈。虽然第三师在冬季攻势中主要承担配合作战任务，但他们的表现仍然相当出色，最终歼敌5000余人。

到了1948年，东北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战略主动权逐渐转到我方，敌方变得更加被动。在辽沈战役前，第三师的师长被调离，而刘贤权则希望能担任该师师长。此时，彭景文被调到后方，担任军政大学第四团团长。彭景文之所以被调离战斗部队，可能与接下来的硬仗有关。 辽沈战役的战斗主要以攻坚战和运动战为主，东野部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能打上，不能打下。那些能打的干部会被提拔，不能打的则会被调到后方工作。辽沈战役结束后，彭景文跟随部队入关，调任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一师师长，司令员是他的老上司万毅。万毅在平津战役后被调离42军，转到特种兵部队，但他在特种兵部队的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部队便改编为炮兵部队，万毅也转任为副司令员。彭景文之后先后在防空学校和装甲兵部队任职，根据他的资历，1955年被评为大校。如果他继续留在部队，按照当时的晋升制度，到了1960年以后，他有望晋升为将军。然而，1958年他转业到地方，担任副厅级职务，未能继续在军队中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