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和达赖,作为藏族的政教领袖人物,有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们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分别代表了两个转世活佛系统,这两个系统最初分别由格鲁派的两位弟子创立:二弟子克珠杰(即一世班禅)和最后一位弟子根敦朱巴(一世达赖)。这两大系统的起源和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交织,也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背景。
班禅和达赖这两个称号,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由蒙古王赠予,并由清政府正式封赏。虽然这两个系统起源的时间接近,但在发展过程中,它们有着许多相似和重叠的轨迹。要了解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从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开始谈起。 首先是达赖系统的形成。一世达赖根敦朱巴去世后,他的信徒和亲属决定采用活佛转世的方式,认为根敦加措是他的转世灵童,这就开始了达赖转世的系统。在三世达赖索南加措时期,他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义带到了蒙古,并获得了蒙古汉王俺答汗的支持。1578年,索南加措与俺答汗在仰华寺会面,俺答汗给予了索南加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喇嘛这一称号自此开始流传。当时,这个称号仅限于蒙古地区使用,直到清朝的顺治帝在五世达赖罗桑加措身上加封达赖喇嘛后,才使得这一称号更加广为人知。 与达赖系统相对的是班禅系统。班禅转世系统的形成,与达赖系统类似,认为每一世班禅是上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然而,班禅这一名号的确立,比达赖稍晚一些。在达赖名号确立后,格鲁派的势力在蒙古地区迅速攀升,西藏的其他教派感到威胁,因此开始压制和打击格鲁派。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格鲁派寻求蒙古的帮助,获得了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的庇护。顾实汗后来统一了青藏地区,格鲁派也在此时进入了独尊的时期。为了削弱达赖在格鲁派中的地位,顾实汗特意赠送四世班禅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意味着在班禅名号尚未确立之前,达赖的地位高于班禅。直到1713年,康熙帝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与达赖的地位才开始平等。 班禅与达赖之间,除了在宗教上属于同一派别,还形成了许多师徒关系。最初,班禅与达赖并非一开始就有师徒关系。一世班禅与一世达赖之间是宗喀巴的弟子关系,属于师兄弟。而二世班禅与二世达赖之间并没有任何交集,三世班禅与三世达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直到公元1603年,四世班禅为四世达赖受沙弥戒并取法名,班禅与达赖的师徒关系才开始建立。自此以后,格鲁派规定长者为师,年幼者为徒,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 然而,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师徒关系,实际上与宗教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格鲁派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派别,成立于15世纪初,虽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的上升,格鲁派面临着来自保守派的压迫。在格鲁派初期,得到了第司政权的支持,但随着西藏农奴主势力的壮大,第司政权逐渐衰退,格鲁派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噶玛噶举派联合农奴主势力夺取了政权,并开始迫害格鲁派。特别是在四世班禅时期,格鲁派的困境达到了顶峰。 四世班禅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和影响力尤为突出。当时,四世达赖尚年幼,而四世班禅则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承担反抗迫害的责任。在四世班禅的努力下,格鲁派得以联合,增强了力量,成功地抵抗了压迫。尤其是在公元1616年,四世达赖突然去世,未能立即转世,四世班禅在此时的努力使四世达赖得以转世,保住了格鲁派的地位。之后,五世达赖在四世班禅的支持下推翻了藏巴汗的统治,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宗教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师徒关系逐渐变得混乱。从九世到十一世达赖,很多达赖的寿命较短,这时班禅与多个达赖之间建立了师徒关系,造成了关系上的混乱。特别是八世班禅与十二世达赖年纪相仿,未能建立正式的师徒关系,因此这也为后来的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 班禅与达赖的关系破裂,正式发生在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根据一些资料记载,九世班禅在朝见十三世达赖时因击鼓而过,十三世达赖认为九世班禅不敬,二者自此产生嫌隙,关系开始恶化。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原因,真正的矛盾源于外部因素的干预。 其中,英国帝国主义有意制造班禅与达赖之间的矛盾,以便离间两者。在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中,班禅与达赖联合抗英,矛盾有所缓解。但在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中,随着十三世达赖的逃亡,二者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九世班禅依然支持清政府,而十三世达赖则对清政府失望,转向寻求俄国的支持,最终落入英国控制,成为英国侵略西藏的工具。 此外,清政府在西藏事务中的处理不当,也是导致班禅与达赖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清政府多次试图提升班禅的地位,削弱达赖的权力,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十三世达赖逃亡期间,清政府决定废除达赖称号,更是加剧了这场斗争。最终,班禅与达赖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双方的争斗让格鲁派面临了严重的分裂。两大系统的裂痕,正是在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虽然两者的地位在官方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师徒关系中谁为师傅、谁为徒弟,通常在资历上会显现出一方的优势,从而影响其在格鲁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