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的大唐似乎陷入了连番的不幸，接连不断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兵变事件。最先爆发的是泾原军因为对军中伙食不满，突然发动叛乱，攻占了长安，唐德宗被迫逃亡至奉天。紧接着，负责平叛的主力部队——朔方军，又突然反叛，唐德宗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

自安史之乱以来，朔方军一直是唐朝最重要的边军，朝廷对其寄予了厚望，而在所有的节度使中，郭子仪的名气最大。这一年，郭子仪刚刚去世，仅仅两年，朔方军竟然发生了叛乱。这与泾原军的无组织哗变不同，朔方军的背叛完全是由节度使李怀光策划的，他从曾是朝廷平叛功臣，到一跃成为叛乱者，这一转变让人始料未及，且理由颇为荒诞。

唐朝的将领中有许多姓李的人，而他们大多数并非汉人，而是胡人赐姓的。例如契丹人出身的李光弼、李怀仙，高句丽的李正己（李怀玉），奚族的李宝臣，粟特的李国臣，沙陀的李克用等。李怀光本是渤海靺鞨族人，先祖为柔然人，本姓茹，因其父有战功被赐姓李。李怀光年轻时从军，在郭子仪麾下服役，并得到郭子仪的欣赏，逐渐晋升为邠、宁、庆三州的都将。郭子仪退休后，朔方军被拆分，李怀光先后担任了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泾原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

泾原兵变爆发时，李怀光正在河北作战，得知皇帝遇险后，他立即带领军队赶往，途中历尽艰难，成功抵达奉天，成为全国第一支到达的勤王部队。

当时，叛军的进攻十分猛烈，箭雨纷飞，离唐德宗仅三步之遥。唐军兵力少，已经奋战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李怀光及时到达，改变了唐军的困境，叛军在其攻击下不得不撤退，放弃了奉天，返回长安。唐德宗得救后，李怀光兴致勃勃地等着皇帝召见他，然而，等到的却是一道命令：继续追击，夺回长安。

李怀光心中有怨，他刚为朝廷打了一场胜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口头表扬几句了事，这让他心里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对皇帝说。

他在心中埋怨：他认为朝廷现在乱成一团，问题根源在于卢杞、赵赞和白志贞等奸臣。他计划等见了皇帝后请求斩杀这些人。卢杞曾是李林甫、杨国忠、元载等奸臣之后的又一大权臣，专门打压异己，许多忠良之士因此丧命。赵赞是卢杞的亲信，掌管财政，但却推行了害民的税制政策。白志贞则是神策军出事的罪魁祸首，他借权力私吞，导致泾原兵变发生时，只有少数士兵能出战，使长安陷入了混乱。

然而，李怀光没有意识到，卢杞的权力已经非同小可，他的一番话很快就传到了卢杞耳中。卢杞立即感到危机，怕李怀光真的会向皇帝提及这些事，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他向唐德宗献策，称叛军已心虚，应立即追击，不能浪费时间。唐德宗听从了卢杞的建议，决定令李怀光火速追击。

李怀光对此表示不满，但还是带着不满继续前行，直到咸阳却拒绝再前进，频频向奉天发来奏折，表达自己的怨气。直到此时，唐德宗才得知内情。

不久，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也赶回了河北，与李怀光汇合。叛军首领朱泚见两军已然集结，准备趁机反击。李晟对李怀光说：这是绝佳机会，敌军缩在长安不易攻打，现在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李怀光却回答：我们刚到，马饥人困，怎么打？等我养足了兵力再说。

李怀光的军力远胜李晟，但李怀光坚持自己的条件，李晟无奈只能等。唐德宗得知此事后，决心满足李怀光的要求，试图平息他的怒气，于是下令贬黜了卢杞、赵赞和白志贞，并依李怀光的要求，杀掉了监军太监翟文秀。

尽管唐德宗已经给了李怀光不少好处，但李怀光仍然不满足。此后，他要求统一指挥神策军与朔方军，甚至要求降低神策军的供应标准，才愿意带兵出征。李晟心里暗笑，这种无理要求简直是为难自己，但表面上还是答应了。李怀光继续提出更多条件，推迟了行动，最终将军队养了整整八十天，几乎逼近了叛逆的边缘。

当时，大臣们建议唐德宗请吐蕃援助，但吐蕃却提出，按以往的协议，必须有李怀光的签字。然而，李怀光并没有配合，反而拒绝了，并且粗鲁地将派来商谈的使者陆贽赶走。唐德宗无奈，只能加码，将李怀光封为太尉，并赐予铁劵，这种免死金牌是专门给予有反叛疑虑的臣子的。

然而，李怀光竟然当众摔掉了铁劵，讽刺道：这种东西是给怀疑叛徒的，现在给我这是什么意思？让我谋反吗？唐德宗一时语塞，无法回应。

陆贽提醒唐德宗，李怀光如果反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唐德宗决定把李怀光与其他武将分开，李晟自作主张将部队迁至东便桥，没多久，李怀光果然反叛。他吞并了阳惠元、李建徽的部队，甚至杀害了阳惠元一家。

李怀光公开宣布与朱泚联合，反攻奉天。唐德宗得知消息后，惊恐万分，连夜逃离长安，前往梁州。李怀光的背叛，表现得十分荒唐，他为了一时的私人利益，竟放弃了理智，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

而在另一边，泾原军的兵变也是令人匪夷所思。仅因军中的伙食问题，竟有士兵发动了叛乱，攻陷了皇宫。朱泚这个原本无名的将领，居然莫名其妙地篡位成为皇帝。大唐朝廷的这一系列怪异事件，与其当时存在的三大顽疾密切相关。

第一个顽疾：武将骄横。唐朝在开元末期，崇尚边功，导致武将的地位急剧上升，藩镇势力日益膨胀，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虽然安史之乱被平定，然而武将的势力已然难以遏制，藩镇割据愈发严重。大唐朝廷的控制力大幅下降，武将们对于朝廷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反叛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第二个顽疾：文官之间的党争。唐朝在这个时期陷入了文官党争的困局。权力核心的文官阶层内斗不止，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甚至诱发了许多叛乱。 第三个顽疾：文武之间的仇视。文官与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