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出狱的消息传来，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非常兴奋。他一直对满清历史充满兴趣，搜集了大量资料，尤其是一些满文资料，让他颇感困扰。听说溥仪被特赦，郭沫若立即产生了一个想法：邀请溥仪来当自己的助理。因为溥仪出身满清皇室，熟悉晚清皇家的生活，也精通满文，这对郭沫若的研究工作将有极大的帮助。然而，当郭沫若满怀期待地提出这个想法时，溥仪仅用五个字就给拒绝了他。溥仪说的这五个字是什么？为何让郭沫若感到如此尴尬呢？

溥仪的拒绝很简单——他直接说：我不会满语。这一句话，让郭沫若显得非常尴尬。

虽然满清入关后，大量任用汉人官员，并积极学习汉文化，但满清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满清的圣旨通常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而且满文是清朝每一位皇帝的必修课。因此，郭沫若推测溥仪一定能够流利使用满文。然而，溥仪拒绝的这句话显然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也让他感到尴尬。其实，溥仪拒绝的原因并不是故意让郭沫若难堪，而是因为他真的不会满文。

在满清的传统中，皇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皇子们每天除了元旦、中秋、皇帝寿辰和自己生日等特殊节日可以休息，其他时间都需要上书房学习。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经典，还包括满文和蒙古文等课程。溥仪三岁时即位，虽然他只做了三年的皇帝，但隆裕太后仍然根据满清的传统，安排了几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教他。溥仪的帝师包括状元陆润痒、陈宝琛，英文老师庄士敦，以及专门教满文的伊克坦。尽管清朝在溥仪年幼时已经灭亡，但满清皇室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尊荣地位，溥仪在紫禁城过着类似皇帝时的生活。

溥仪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学习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用来吃饭。四点钟起床对成年人来说都很困难，更何况是年幼的溥仪。刚开始他还能忍耐，但是时间长了，他就坐不住了。特别是满文老师伊克坦，虽然学识渊博，但他身材矮小，面容严肃，授课时不苟言笑，溥仪本来就顽皮，渐渐显得越来越不耐烦。有时他会把课本扔到一边，或是看些闲书，或者做一些恶作剧，甚至有一次脱掉鞋袜，用脚指头去拉伊克坦的胡子。伊克坦看到溥仪如此顽皮，气得不行，但碍于身份，只能训斥溥仪：这样脏不脏？然而，溥仪却完全不当回事，反而装作严肃地责罚了老师。

看到溥仪如此不听话，伊克坦非常生气，甚至提出辞去教职。幸好，经过敬懿皇贵妃的劝解，他才继续留下来。在敬懿皇贵妃的安排下，还特地派了内务府的大臣世续去监读，确保溥仪认真听讲。虽然溥仪依旧顽皮，但经过四年的学习，他终于能够流畅地读《圣谕广训》和《满洲孝经》等满文书籍，写作也有了一些进步。溥仪在学习英文时，还曾用满文为英语注音，这也说明他确实掌握了一些满文。

然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自己在所有课程中，满文是最差的，甚至只学会了一个伊立（起来）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溥仪之所以说自己的满文学得不好，他归结于满文老师伊克坦早逝。溥仪表示，因为伊克坦早早去世，导致他未能学会满文的字母。实际上，伊克坦在担任溥仪的满文老师时，已经教了溥仪将近十年。溥仪的这番话，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老师的离世。

溥仪之所以学不好满文，实际上和他个人的兴趣以及退位后的生活密切相关。1919年，13岁的溥仪希望学习英语，并在大总统徐世昌的批准下，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了英国人庄士敦作为他的英文老师。与满文相比，溥仪对英语的兴趣要大得多，不久后，他就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而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教习后，不仅教溥仪英语，还让他学习了数学、历史和地理等课程，甚至让溥仪接触了西方的科学和文明思想，介绍了飞机、大炮等新事物。

庄士敦的这些新思想让溥仪对西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有一次，庄士敦提到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一样拖在脑后，溥仪便决定剪掉自己的辫子。溥仪一剪，其他朝廷中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只有少数几位顽固的中国师傅和内务府大臣仍然坚持留着辫子。受庄士敦影响，溥仪还宣布要将英语作为小朝廷的第二语言。溥仪的这番举动，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的转变。

溥仪的自传和回忆录里提到，满文在他退位后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清朝入关后，满文曾是重要的官方语言，但退位后的溥仪，除了偶尔在节日时用满文说一些仪式性的词汇外，实际上几乎没有再用到满文。因此，他只学会了最基础的满文词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溥仪英文笔记中，溥仪能用满文为英语注音，这显示他还是有一定的满文基础的。他在自传中说自己不会满文，可能是出于某种谨慎的心态，或者不愿面对自己过去的那段历史。

溥仪的一生经历了从皇帝到平民的身份转变，也经历了从卖国到爱国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溥仪作为重要证人，参与了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溥仪揭发了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还揭露了日本人为了控制他，甚至害死了他的妻子谭玉玲。这些证词对战犯的定罪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展现了他对自己过去的悔悟。

1950年，溥仪被特赦，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溥仪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参与种植秋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之后，他又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负责整理北洋组的历史资料。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写下了自传《我的前半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思。书籍在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960年，溥仪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参与了北京市的选举，并且非常郑重地穿上中山装投下了选票。他觉得这张选票比任何珍宝都重要，投下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溥仪虽然获得了新生，并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在工作中尽职尽责，但对于郭沫若提出的帮助邀请，他以不会满文婉拒。这一拒绝让郭沫若颇为尴尬。至于溥仪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只会一个满文词汇，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