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邮轮甲板上的外交身影，到1900年八国联军军官盘踞故宫龙椅的屈辱瞬间；从民国上海法租界的天价汽车广告，到二战 “死亡铁路” 上劳工的苦难挣扎；从 1965 年叶飞将军与导弹营官兵的握手庆功，到蒋经国在父亲灵前的悲恸躬身，一组跨越近百年的老照片，串联起近代中国及周边的动荡、变革与坚守。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896年8月李鸿章访美抵达纽约时，在邮轮甲板上的场景，这段行程是他环球访问（俄、德、法、英、美）的重要一站，也是清朝高官首次正式访问美国。

1895年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背负骂名，被清廷暂时“闲置”；1896年他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身份开启环球访问，核心目的是借外交活动为清廷争取国际支持、缓解甲午战后的危机，美国是他访问的倒数第二站（后赴加拿大）。1896年8月28日，他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这是美国首次接待清朝最高级别官员。

照片中邮轮甲板上的人群，包括美国官方接待人员、邮轮船员及李鸿章的随行幕僚（其中身着传统服饰的是他的清朝随员）。当时美国为他安排了总统级礼遇：纽约港鸣礼炮21响，数万民众沿岸围观，《纽约时报》等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李鸿章身高很高”（远超当时中国人平均身高，也比多数西方接待官员高大），美国媒体当时特别提到“这位中国高官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李鸿章在纽约停留约10天，期间参观了自由女神像、唐人街，还发表公开演讲：既呼吁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也委婉批评了美国刚刚实施的《排华法案》（认为其“伤害华人情感”）；同时他向美国传递了清廷“欲效仿西方改革”的信号，但此时美国更关注在华经济利益，并未给予实质支持。

这张20世纪早期（约1903年后）由故宫博物院藏的照片，呈现的是北京城南正阳门（前门）的实景。

作为北京内城规模最大的城门，正阳门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遭炮火焚毁，1903年经袁世凯主持修复；城墙上聚集着观景人群，城楼下则是城南的繁华市井，传统马车、轿子、人力车与早期汽车混杂其间，既延续着老北京的烟火气，也显露出清末民初城市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新旧交织特质。

清末新军 “保定陆军第一镇” 的中高级军官集体照，军官们身着的新军常服，取代了旧式八旗的甲胄、绿营的号衣，手持指挥刀，队列规整（统制居中，统领、统带分列两侧，参谋官后排）。

保定陆军第一镇是 “北洋六镇” 之一，北洋第一镇的编练，本是清廷 “自救” 的尝试，但由于制度腐败、财政枯竭，清廷无法掌控新军的核心指挥权，反而让袁世凯通过控制军官任免、后勤补给，将包括第一镇在内的北洋六镇打造成 “袁家军”。

1922年，张作霖生活照，他身着传统中式长袍马褂，深色衣料上绣有素雅花纹，搭配浅色长裙，整体装束低调质朴。虽身高仅162厘米，在镜头前却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如鹰，眉宇间透着东北草莽人物特有的桀骜气场。

这是青年时期的傅雷的肖像照，当时他正处于留学法国前后的阶段，西装、圆框眼镜的装扮，是彼时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照片中他手托下巴的姿态沉静思索，傅雷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名著著称，同时《傅雷家书》也让他的文字与教育理念广为人知，是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领域的重要人物。

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等皇室成员仓皇西逃，紫禁城（故宫）被侵略军占领。此时的皇宫失去了皇权的庇护，沦为侵略者肆意践踏的场所。

照片中的宝座是紫禁城（通常是乾清宫或太和殿）的皇帝龙椅，坐在龙椅上的是美国侵略军军官，身旁人员多为联军士兵或随行翻译。这不仅是美军军官的个人嚣张行为，更直观体现了当时中国 “主权沦丧、文化受辱” 的亡国危机。

这张照片是民国时期（约1940年前后）从北京景山向南拍摄的故宫区域老照片，从景山俯瞰，画面中心是故宫的神武门，后面是紫禁城的宫殿群，前景还能看到后来被拆除的北上门等建筑。

1917-1919年的天津，民国初年底层乞丐，照片中的乞丐衣衫破旧不堪，棉袄布满污渍、边角磨损破损，裤装皱缩脏乱，头发凌乱打结，身形佝偻憔悴，透露出长期处于饥饿、寒冷与流离中的窘迫，是当时底层贫困者的典型样貌。

这是一则民国时期发布于上海法租界区域的菲亚特（广告中称“飛霞”）小型汽车广告。

菲亚特品牌小型新车，主打“解决汽油涨价”的实用卖点，强调车辆价格低廉、使用便利；每辆定价26000元，经销商为“大利汽车行”，地址位于法租界西爱路四八五号，同时标注了联系电话，还以“到貨無多欲購從速”的话术催促购买。

这台定价26000元的菲亚特“飛霞”小型车，在1930年代的民国时期，是极端高昂的顶级奢侈品价位，当时上海普通产业工人月薪仅14-15元，这26000元相当于他们1800多个月（约150年）的工资，即便收入稍高的职员，也得攒20-40年才能凑齐，普通家庭终其一生都难以负担；换算成生活物资，1元法币可买16斤大米，这一价格能购得41.6万斤大米，足够一个三口之家吃近300年，还能覆盖近70个家庭一整年的生活费；放到同期汽车市场里，它2.6万元的定价也接近斯蒂庞克豪华轿车的价位，远超福特普通轿车1.2万元的售价，只有富商、官僚等顶层阶层才有能力入手；更别说后续养车的成本——进口汽油、维修零部件、司机薪资等，每月开销动辄上百元，普通家庭连“养车”都无力承担。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站在父亲遗体旁，低头躬身，表情悲痛欲绝，眉宇间流露难以掩饰的哀伤，捕捉了蒋经国作为继承人在父亲灵前最后一次亲近的瞬间。身后其他人物包括严家淦、宋美龄及国民党高层官员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因心脏病突发在台湾台北逝世，享年87岁（按传统虚岁计算）。他的遗体随后停放供哀悼，引发台湾当局组织大规模国丧，约200万人参与悼念活动，包括官员、民众和外国使节。全国进入哀悼期，降半旗、停止娱乐，并举行移灵仪式。

1930年的长春市，街道已显近代城市雏形——宽阔的路面上混杂着马车、早期汽车，两侧是西式与中式风格交织的建筑（部分带有殖民建筑特征），行人、车辆往来间，能看出中东铁路通车后带来的交通便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这是缅泰铁路（“死亡铁路”）的修建现场，二战期间，日军强迫盟军战俘与当地劳工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开凿、筑路的苦难一幕，数万人在饥饿、疾病、虐待中死亡。

崎岖陡峭的岩壁间，挤着大批衣衫破旧的劳工：有的赤膊俯身、攥着工具修整铁轨基床，有的疲惫地蹲在一旁短暂喘息，他们的衣物残破不堪，身形瘦削却被迫承担繁重苦役；现场只有简陋的铁轨构件与粗粝的土石环境，人群中还能看到持枪的日军看守身影。

缅甸仰光首次战争罪行审判的法庭现场，被告席的栏杆后，一众身着制服的日本战犯正坐着受审，他们胸前都挂着白底黑字的编号牌，而这些战犯的神态里，藏着战争暴行败露后的局促与故作镇定。

他们正是被控在Kalagon村屠杀600余名平民的日军罪犯，这一场审判，是二战结束后对日军战争暴行的正义追责。

1965年福建漳州林间道路旁，叶飞将军戴着眼镜、身着笔挺的军装，正向前伸出手，与列队肃立的导弹二营官兵一一握手；一旁的刘亚楼陪同。

队列里的官兵们身着统一的军装，身姿挺拔，他们正是刚刚立下奇功的地空导弹二营成员：此前美国依仗U-2侦察机2万米的飞行高度，长期猖狂侵入我国领空侦察，而这支年轻的地空导弹部队，在1965年7月精准捕捉敌机动态，以数枚导弹将U-2击落在东南沿海，狠狠挫败了美军的挑衅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