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飞往南京的途中，不幸遭遇飞机失事，遇难于南京西郊的岱山。戴笠去世后，他曾领导的军统、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人的力量，因日本的投降以及二战的结束，不再需要协同盟军继续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原本的任务宣告完成，这些力量的未来也变得模糊，必须另谋出路。

除了他掌控的特务组织外，戴笠还深度插手了交通、警察、缉私等多个公开部门。如今他去世，这些权力机构必然会发生一场新的权力洗牌。在戴笠生前，他屡次介入军队事务，特别是对蒋介石心腹陈诚的诸多干预，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积怨深厚。日本投降后，陈诚作为军政部部长，坚决主张撤销忠义救国军。虽然戴笠在军事事务上没有实际权力，但为了保住这个组织，他不得不从上海赶往南京，亲自与陈诚对话，力图说服他保留忠义救国军。

但问题是，如何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呢？特别是在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之后，这支原本为抗日而组织的部队，面临着没有敌人可打的尴尬局面，未来该何去何从？戴笠对此也进行了深思熟虑。后来，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戴笠曾自信满满地说：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就想好了，给我个副官长怎么样？从沈醉的描述来看，戴笠似乎有意将忠义救国军转型为海军部队，自己成为海军司令，继续掌握权力，摆脱陆地上的困境，维持自己风光的局面。实际上，戴笠的这一设想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台湾国史馆的档案中有相关资料显示，1942年时，中美合作所曾草拟了一份关于战后协助建设中国海军的计划。戴笠在上面做了批注，表明对此有意并希望单独实施这一计划。

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成立，戴笠被任命为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勒斯担任副主任。这个由中美合作举办的特务机构，后来成为关押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的黑暗地方。梅勒斯的到来让戴笠看到了新的机会。他三次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准备在战后投身海军事业，寻求转型的机会，把特务头子的身份转变为一名正规军的总司令。而忠义救国军也计划转型为海军陆战队，实现从特务组织到正规武装的华丽转型。

然而，命运往往难以预料，尽管戴笠早有准备，依然无法抵挡突如其来的死亡，最终这些构想都未能实现。戴笠去世后，忠义救国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被改编为交警部队。这支曾经活跃在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竟然变成了大家街头唾弃的旧社会警察。这个变化让与戴笠素来不和的军队将领们，如杜聿明、陈诚等人心里感到非常畅快，他们在戴笠死后终于可以报复他一番。

与戴笠同为黄埔军校学员且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一直在戴笠的压迫下生活，表面上与戴笠保持和气，但内心却积压了不小的怨恨。在戴笠去世后，唐纵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既然忠义救国军已经改组，唐纵便主动提出自担全国警察总署的职务，并在蒋介石的批准下，将这支警察部队从原本的3万余人扩编至6.4万人。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戴笠和他的忠义救国军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