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在1947年离开了东北的新一军,调任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负责台湾的军队新兵训练。《孙立人言论选集》主要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言论。那时,蒋军高层对训练中心的美式管理有所批评,而孙立人一贯行事独立,毫不在意外界的评价。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孙立人对于外界的看法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主持的凤山训练基地分为干部训练和部队训练两部分。干部训练分为军士、尉官、校官三个等级,训练周期为5到6周,主要内容是基础动作训练,统一各级干部的战术理念,以便回去训练士兵。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短期培训班。 孙立人特别强调:我这里不是按照美式训练进行的。他说,近年来国军大多数的训练都在模仿美国的方式,而由于他本人曾在美国留学,有些人误以为凤山的训练完全是美式的。他指出,自己从不赞成盲目模仿他国的建军方式。孙立人明确表示,国军的建设应当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盲目模仿美国或德国。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差距更大,因此,军事教育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 在《建军节感言》中,孙立人提到:军队代表着国家的权威,是国家立国精神、民族性以及最高文化的体现。因此,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和特质,不能盲目模仿其他国家,即使模仿成功,也不能战胜敌国,因为在精神上已经先输给敌人了。他主张采取本国为本位的教育方法,吸收外国的技术和方法,但精神上应当根植于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番话让那些因为孙立人有美国留学背景而推崇美式训练的人感到尴尬:他可没想象中的那么美国化。
提到新一军的美式训练,一些人把它当作无敌的象征,但孙立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回顾历史,说:在民国18、19年,自动步枪是军队中最先进的武器,当时有部队装备了自动步枪,再加上几个德国顾问,就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部队。后来步兵学校成立,很多日本留学生开始教导,德国操典被抛弃,换成了日本操典。抗战后期,西南和东南的训练团采用了美式操典,日式和美式的教练成为时髦,大家就开始一味模仿,而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理想的标准。他说,国军的操典从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始终是在模仿别国的模式。他强调,真正的操典应当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特别是抗战的宝贵经验。 孙立人还谈到了行伍军官与学籍军官之间的区别,他指出,不应该因为某些军官有学籍就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军官。在很多国家,虽然平时军官大多来自军事学校,但战时却有大量行伍出身的军官,许多国家的军队都会在战争时期依赖这些来自基层的军官。孙立人批评了一些军官在教育中以学历为优越,忽视了行伍出身军官的实际经验。 在谈到装备和战斗力时,孙立人强调:我们训练部队,不追求任何秘诀,而是注重基本战斗技术。现在很多军队强调装备好,但忽视了技术的培养,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点。他举了过去剿匪的例子,许多装备精良的部队,因为缺乏技术,反而被敌人缴械,失去了战斗力。 孙立人指出,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存在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过于注重战略战术,而忽视了基础的训练。他回忆在大陆时,部队的训练大多集中在高级战略战术,忽略了基本的战斗动作和单兵技能。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士兵在战斗中无法熟练运用基本动作,甚至连简单的跃进和匍匐前进都无法做到标准,影响了整体战斗力。 他还批评了过去训练中不注重官兵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小单位的训练。为了培养士兵的战斗技能,官长需要亲自下到一线进行细致的训练,而不仅仅依靠军士。否则,即使有先进的战术,士兵也无法熟练执行。 孙立人对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提出了批评,过去有些人认为作战全靠干部,士兵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只要发给武器就能上战场。然而,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他强调,部队的战斗力不仅仅取决于装备,士兵必须具备精准的射击能力和熟练的战斗动作,才能在战斗中取得胜利。 孙立人还谈到了军队的体能训练,他指出,尽管中国士兵普遍身材较小,但他们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背负重装备行军百里而不感到吃力,而英美士兵往往在这种条件下无法继续行进,显现出他们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差。他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特种兵的不足,认为尽管这些兵种要求较高的技术水平,但却缺乏必要的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导致他们在战斗中失败。 孙立人还特别提到夜战的重要性,他回顾了韩战中的经验教训,指出美军在初期未重视夜战训练,导致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而他认为,中国军队在夜战方面同样存在弱点,过去在大陆作战时,敌人常常利用夜间攻击来给国军造成重创。他强调,夜战是一项非常繁琐且容易让人疲劳的任务,训练时必须特别注重。 在谈到战斗侦察时,孙立人指出,过去国军缺乏有效的侦察训练,敌人能利用地形和夜色迅速展开行动,而国军却无法及时发现敌情,导致遭遇了许多失败。他提到一个战例,美国军队在一次行动中,由于缺乏充分的侦察,轻敌而被敌人消灭,暴露了侦察不力的致命问题。孙立人总结道,国民党军队急需改革,不能再继续盲目模仿外军的模式。作为负责全军训练的领导,他必须正视问题,进行有效的改革,以提高整体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