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凌晨，通化市的街灯忽然熄灭，整个城市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这一夜，寒风刺骨，正发生着一场不同寻常的事件。在红十字医院，本该是病患康复的地方，却突然变成了血腥的战场。400名身着医护制服的人员，趁着夜晚分发药物，开始向毫无防备的中国解放军战士投毒。当地军营的营长李同宪在巡视病房时，意外发现了这一不正常的情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背叛和混乱，李同宪该如何挽救他的战士们呢？

1945年12月15日的一个寒冷夜晚，通化县城外飘起了细雪，街道两旁的灯光昏暗。孙耕尧在一间偏僻的小屋内焦虑不安，时不时透过窗子观察外面的情况。突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停在屋前，车门打开，一个中年男子从车里走了出来。他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异常神秘。这个人正是藤田实彦，原关东军125师团的参谋长，现在是战犯。两人见面后，先交换了各自对战后局势的看法。藤田拿出了几张地图和文件，指着某些关键地区，分析了不同势力的分布和未来的可能动向。孙耕尧仔细听着，时而点头，时而在地图上指指点点。

很快，话题转向了更加敏感的内容——密谋暴动。藤田从内衣口袋中小心地取出一份厚重的文件夹，递给孙耕尧，详细讨论了暴动的每个环节。藤田强调了他作为双重身份的特殊作用，他可以在国民党和日本特务系统之间架起桥梁，为暴动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情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两人达成了共识，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密切合作。进入1946年，随着局势愈发复杂，藤田与孙耕尧之间的合作也愈加紧密。1月22日，藤田实彦再次来到孙耕尧位于通化的家中，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进一步敲定暴动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即将成立的武装暴动总指挥部。

两人坐下后，孙耕尧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精心制作的地图和一些文件，摊开在桌上。接着，他们开始讨论暴动总指挥部的最佳选址。藤田提了几个建议，最终孙耕尧决定将指挥部设在通化市南十字西街的公益涌油坊刘靖儒家。这个地方位于市中心的一个相对偏僻的街道上，交通方便却不容易引起注意，是进行秘密行动的理想地点。

1946年2月3日凌晨，天色阴沉，乌云密布，通化市的街灯突然闪烁两次，随即熄灭，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不安的黑暗之中。这是孙耕尧和藤田实彦事先约定的暴动开始的信号。黑暗中，街道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身穿深色军装的人影悄然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这支由孙耕尧组织的混合部队，包括了日本遗留军人、伪军残余、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土匪。几周来，他们已经秘密集结，藤田实彦也为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精心的部署。

在藤田实彦的指挥下，这支队伍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向通化市的电力设施、通信中心、警察局等关键设施发起了攻击。在通化地区，敌军的目标直指支队司令部，这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中心。暴动信号一响，敌军的寺田带领部队从两侧发起猛烈攻击。

天刚蒙蒙亮，寺田的部队已逼近我方前线防线。随着敌军的接近，前线突然爆发出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敌军一步步逼近，我方士兵顽强守卫阵地，迎击敌人。激烈的交火中，寺田队长带领队伍拼命冲锋，他企图以武士道精神激励部下，但每次进攻都被我方坚决击退。最终，敌军的士气崩溃，开始溃退。我方趁机展开反击，彻底击溃了敌军的攻势。

就在这时，通化市红十字医院内，李同宪正忙于夜间巡视，突然发现一个异常情况。400名伪装成医护人员的敌人开始在病房中散发药物。其中，河野雄波——一名伪装成护士的女特务，正在向伤员分发药物。她手中拿着药盘，轻步穿行在昏暗的走廊，悄悄将毒药掺入药物中。病房内的战士们未察觉异样，纷纷服用了药物。很快，李同宪注意到其中一名战士，李小力，在服药后出现异常症状，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床上。

李同宪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命令医护人员停止使用药物，并开始检查药品。此时，河野雄波已经悄然消失。李同宪带领战士们加强警戒，并开始对伪装成医护人员的敌人进行追捕。

在医院的混乱中，李同宪发现敌人正在进行更加恶毒的暗杀行动。他毫不犹豫，举枪射击，成功制止了一次袭击。与此同时，其他伤员也纷纷奋力反抗，试图制伏更多的敌人。阿春，一名伤员，看到同袍遭袭后，奋力站起来，将敌人打倒。阿春用力质问敌人：为什么要杀害我们？敌人无奈回答：3时全市暴动，我们奉命行事。这句话揭示了背后更大的阴谋，暴动不仅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且涉及了多方力量的合作。

经过4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医院变成了战场。敌人伪装成医护人员的部队被彻底击溃，死伤惨重。幸运的是，朝鲜义勇军及时赶到，在连长高应锡的指挥下，迅速展开进攻，消灭了30余名假扮医护人员的敌人，并俘虏了大量敌人。最终，敌人被彻底击败，医院恢复了秩序。

通化市的暴动持续了超过10小时，战斗直到天亮才结束。尽管我方兵力不足，但凭借坚定的决心和极高的战斗效率，成功击退敌人，歼灭了5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