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能听见那声音——不是惊雷，不是爆炸，而是六十年前那个清晨，在罗布泊深处，秒针与心跳共振的滴答声。那是1964年10月16日，我，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通信兵，坐在布满仪器的房间里，手边是密码本和耳机，等待着改变历史的那一刻。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这条密语从我的指尖发出，穿越千山万水，直达北京。我的声音平静，握着电键的手却微微颤抖。我知道，“老邱”不是一个人，而是那个凝聚了千万人心血的“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而“梳辫子”，是将连接引爆雷管的电缆一条条仔细接好，如同为即将出嫁的女儿梳妆。

在那些等待的分分秒秒里，我想起了与他们——那些名字终将铭刻在历史上的科学家们——的短暂相遇。

我想起了邓稼先先生。那是三年前的一个黄昏，在基地图书馆外，我见他独自站在夕阳下，望着远方的戈壁滩出神。风沙掠过他过早斑白的鬓角，他却浑然不觉。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关键参数的计算，已经连续工作了四十个小时。有老研究员低声告诉我：“邓主任说，搞原子弹的，就是要甘当无名小卒。”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我想起了钱三强先生。1950年代，他毅然从法国归来时说过：“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这句话在基地广为流传，成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坚守大漠的精神支柱。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是钱先生这样的人，用他们的选择告诉我们：回来，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不再挨打。

我还想起了郭永怀先生。听说他在飞机失事的最后时刻，与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身体护住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当人们找到他们烧焦的遗体时，那个公文包还完好无损地夹在两人胸前。我没有亲眼见过郭先生，但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我都会摸摸自己胸前的衣袋，那里装着当天要销毁的通信密码。在这个地方，忠诚是用生命来书写的。

“9点15分，辫子梳理过半。”

我发送第二条密语时，窗外起风了。戈壁的风总是这样，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带着砂砾拍打窗棂。我想起王淦昌先生改名为“王京”的往事——他隐姓埋十七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一次，他的夫人在街上与他擦肩而过，竟没有认出这个皮肤黝黑、衣衫简朴的“陌生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后来夫人得知真相，泪如雨下：“我不怪他，我知道他在做大事。”

什么是大事？在这个早晨，我明白了——大事就是千万个“我”汇成“我们”，就是让个人的名字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只为了让一个民族的名字响亮在世界的舞台上。

“10点25分，辫子即将梳完。”

空气凝固了。指挥所里，有人不停地看表，有人下意识地咬紧嘴唇。我想起了朱光亚先生，那个总是沉默寡言却目光如炬的科学家。在最后的技术讨论会上，他说过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我们造的不是武器，是尊严。”是的，尊严——一个百年屈辱的民族挺直腰杆的尊严。

然后，那个时刻到来了。

“10点30分，梳完辫子。”

我发出这条密语，然后摘下耳机。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我知道，在几十公里外，“老邱”已经准备就绪，那些被精心梳理的“辫子”即将释放积蓄已久的力量。

我走到窗前，和其他人一起望向爆心方向。我们戴着防护镜，像一群等待日出的人。

突然，天地间迸发出一道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的光——

没有声音，或者说，声音来得晚了一些。先是地动山摇的震撼，然后是滚雷般的轰鸣，最后是欢呼声、哭泣声、掌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有人拥抱，有人跳跃，有人跪在地上抓起一把黄土痛哭失声。

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滑落。

我想起了程开甲先生说过的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刻，我——一个普通的通信兵——也感受到了这种幸福。

六十年了，那片蘑菇云早已散入历史的天空，但那个早晨的声音依然清晰：“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这是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懂的密语，是青春与信仰的密码。

如今，当我向年轻人讲述这段往事时，他们总会问：“爷爷，您当时害怕吗？”

我回答：“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在我身后，有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有这样一群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而我，一个普通的通信兵，正在为他们传递着改变中国命运的信息。”

这就是1964年10月16日，这就是我——一个亲历者的记忆。那声“东方巨响”不仅震惊了世界，更在一个年轻士兵的心中种下了永恒的骄傲：我曾见证过一个民族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曾为那些最伟大的心灵传递过信息，曾用青春的密码参与书写了历史。

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两个半小时，也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两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