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一位日本书生漫步在巴黎街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层高的旅馆、亮如白昼的汽灯和摆满山珍海味的宴会厅。他腰间还习惯性地别着武士刀，却已被西方文明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福泽谕吉，这个出身下级武士家庭的年轻人，三次游历欧美后，成为了日本“脱亚入欧”国策的吹鼓手。

他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培养了无数精英，撰写的《劝学篇》几乎人手一册。然而也正是他，在1885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脱亚论》，公开宣称中国和朝鲜是“恶友”，主张日本与这些“野蛮未开”的邻居绝交。

从儒学少年到西学先锋

福泽谕吉于1835年出生在大阪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汉学学者，收藏了大量中国古籍。恰好在福泽谕吉出生那天，百助购得了中国清代《上谕条例》六十余册，于是为新生儿取名“谕吉”。

在门阀制度极为严格的德川幕府时代，福泽家作为下级武士生活贫困。福泽谕吉年轻时需亲手制作手工艺品贴补家用，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系统学习汉学。

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率舰队驶入日本浦贺港，打破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同年，19岁的福泽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荷兰传入的西学），从此开启了他与西方文明接触的历程。

福泽谕吉后来到大阪拜兰学大家绪方洪庵为师，不久被擢升为塾长。1858年，他受聘到江户教授兰学，这所小小的兰学塾就是后来庆应义塾大学的雏形。

绪方洪庵

一次横滨之行使福泽谕吉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他发现横滨街头到处都是英文标识，自己苦学的兰学毫无用处。这对他犹如“晴天霹雳”，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英语。

1860年，福泽谕吉获得了随幕府使节前往美国的机会。作为日本开国后首次赴美使节团成员，他对美国文明感到震惊。回国时，他带回了日本第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

随后在1862年，福泽谕吉又随团出访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这一次他已不再停留在表面观察，而是深入研究了欧洲的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制度。

1867年，他第三次出国考察美国东部各州。这三次西方之行让福泽谕吉完全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回国后，福泽谕吉撰写了《西洋事情》等著作，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些书籍发行量达25万册，几乎忧国忧民之士人手一册，甚至深刻影响了明治政府的政策。

他提出“文明麻疹论”，认为西洋文明就像麻疹一样具有传染性，日本无法抵抗也不应抵抗，而应“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日接受这种先进文明。

《脱亚论》与对华态度转变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提出了震惊东亚的主张。他开篇即指出：“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

福泽谕吉在文章中宣称：“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他将中国和朝鲜称为“恶友”，主张日本与这些“野蛮”邻居断绝关系。

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清国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这种思想背后，是他对国际关系的残酷理解——弱肉强食是社会常态。

福泽谕吉将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 “文野之战”（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他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认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征伐。

他甚至主张日本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参与瓜分中国，认为这是日本成为文明国家的必经之路

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地位显赫。1868年，他将自己创办的学塾命名为庆应义塾，这就是后来日本第一所私立综合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

他提出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口号深入人心，鼓励日本国民养成独立精神。他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认为家庭制度应由“男系本位”变为“夫妇本位”。

但福泽谕吉的思想存在深刻矛盾。他一方面介绍自由平等的理念，另一方面却信奉强权武力。他认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箱弹药”。

他甚至宣称：各国交往的途径只有两个，“或灭亡他国或被他国所灭”。这种弱肉强食的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最终压过了自由主义。他近二十年间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详细设计了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侵略步骤。

复杂遗产与当代反思

福泽谕吉1901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6岁。他去世后，日本政府将其功绩与侵略思想一同继承。

晚年的福泽谕吉

明治时期，日本在“脱亚入欧”路线指引下，先后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日俄战争后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

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的肖像从1984年开始被印在日本一万日元纸币上，彰显了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崇高地位。然而，他的思想遗产却充满争议。

福泽谕吉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化路径选择。他推动的“脱亚入欧”政策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的命运，但也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最终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

如今，福泽谕吉的脸孔仍然留在一万日元纸币上，注视着日本社会。东京银座的西化一条街早已被更高的大楼取代，但福泽谕吉提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自信？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那些福泽谕吉一手倡导的西方制度已在日本扎根，但他推动的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将日本引向毁灭。他的生平提醒人们，国家的进步不应建立在对邻国的蔑视与侵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