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西安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古墓。尽管这座墓已经经历了千年的风霜，且被盗过，但墓中的55字墓志铭仍然激动了许多专家。“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这几行字一出，墓主人的身份就显现出来，这正是历史上玄武门之变中死于非命的李建成。作为唐朝的皇子，李建成的一生既充满了荣耀，也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他从皇族的辉煌中诞生，拥有着无上的尊贵与权力。

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他最年轻、最风华的时期，设下了致命的陷阱。墓志铭中的“王讳建成”四字，虽然简单，却包含了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无数故事。玄武门之变，作为唐朝历史中的一场重大政变，李建成在这场血腥的宫廷斗争中丧命。千年之后，李建成的墓志铭再次现世，这块仅有55字的墓志中，又将揭示哪些未解之谜？当年变故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这块墓志铭的出土，发生在2005年，地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的一个考古工地。那时，工地上机器轰鸣，尘土飞扬，考古人员身穿工作服，戴着厚重的手套，忙碌地穿梭于发掘现场。尽管四周环境荒凉，但这里却隐藏着历史的宝贵信息。随着挖掘的深入，工作人员感到一些焦急，因为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物品始终未曾出现。

尽管如此，考古现场充满了历史的气息，而出土的文字资料则成了最为宝贵的研究资料之一。就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难掩激动，突然喊出了声音——墓志铭被发现了！墓志铭在考古发掘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它不仅能揭示墓主人的身份，还能为我们呈现他们的地位和生平事迹。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尽管墓志铭上岁月的痕迹深深，但依然可以辨认出内容。专家们立刻将墓志的文字解读了出来。由于墓志仅有55个字，所以解读起来非常迅速。“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薨於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这段文字便揭示了李建成的死亡时间、下葬地点及其他关键信息。

根据古代公侯将相的墓志写法，李建成作为太子，其墓志通常会非常详尽，记录他生前的功绩和德行。可是，这座墓志只有55个字，仅简略提到了死亡时间和葬礼地点，至于李建成的生平与功德，完全没有提及。这显然很不寻常。更为奇特的是，考古专家在墓志上发现了一个修改痕迹——墓志上的“隐”字，显然是经过粗糙修改的，原本的“灵”字依稀可见。也就是说，在李建成下葬时，这块墓志原本的内容应为“大唐故息灵王墓志”。

著名历史学者王国维曾提出过“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出土的实物与文献记载结合使用，以便验证历史事件的真相。虽然出土的实物本身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也存在解读困难、材料有限等问题。因此，考古专家会将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中的记载相对照，以寻求更为全面的解答。专家在《唐会要》中发现了一条记录：“贞观二年三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这段文字表明，李建成的谥号经历了多次讨论。但为何《唐会要》中提到李世民曾不同意用“灵”字，而最终却用了它？为何墓志中又改为“隐”？这些未被详细记载的细节，我们只能依靠推测。

结合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墓志的发现，可以推测，李建成的谥号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选择。最初，谥号定为“戾”。“戾”这个字通常用来形容那些不能改正过失的人，或者有暴戾之气的人。例如，汉武帝时期的太子刘据，因叛乱被杀，谥号即为“戾”。但李建成的情况不同，他在玄武门之变中并非主动发动政变，而是成为了受害者。所以用“戾”来形容他，显得并不合适，甚至可能激怒曾效忠于他的太子府旧臣。因此，李世民下令重新商讨李建成的谥号。

接着，第二个方案提出了“灵”字。这个字在古代谥号中有多重含义，既可以用于称赞，也可以含有批评。用“灵”作为谥号，可能意味着李建成在某些方面具备了智慧与才能，但也暗含对其行为和决策的某种批评。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方案，并决定按太子的规格举行葬礼。然而，经过两个月的沉思，李世民心里仍然觉得“灵”字不足以完全表达他对李建成的尊重。

最终，李世民选择了“隐”字，这个字既有正面含义，也带有负面的评价。李世民认为，使用“隐”字可以含蓄地表达李建成虽然有过过错，但其存在和历史地位也不应被完全抹杀。这个“隐”字最终在墓志上得以修改，成为李建成的最终谥号。

“隐”字的选择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含义。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鲁国君主姬息，也经历了与李建成类似的命运：姬息在年幼的弟弟即将长大时暂时担任了国君，但最终被弟弟姬允设计杀害。姬允为哥哥定的谥号便是“隐”。这一点或许为李世民选择“隐”字提供了某种历史参考。从这个角度来看，李世民或许是希望以“隐”字来掩饰自己亲手杀害哥哥的事实，同时保持一定的尊重。

从李建成的谥号之争，可以窥见李世民作为帝王的内心世界。他不仅是一个权谋家，也有着无法忽视的情感纠结。作为兄弟，李建成的死亡无疑触动了李世民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无论他如何调整李建成的谥号，历史的血腥一页却已无法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