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后，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终于迎来了应得的惩罚。这些罪犯的审判工作不仅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还在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设立了相关法庭进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8名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著名战犯。除去三位因死亡或失去行为能力无法受审外，实际上有25人接受了审判。这场审判开始于1946年5月3日，直到1948年11月12日才宣判。审判结果中，有七名罪犯被判处绞刑，分别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除此之外，还有16人被判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则被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被判7年。

这些被判死刑的战犯在1948年12月23日执行了绞刑。然而，从1950年代起，美国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开始陆续释放这些战犯。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完刑期的战犯都在美国的庇护下获得了释放，尽管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人民强烈反对这一做法。这一事件令人深感不齿。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外，还有一部分日本战犯是在中国接受审判的。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战犯在中国的审判分为两批，一批是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另一批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期间，国民政府共逮捕了2357名日本战犯，其中149人被判死刑并执行了死刑，另外还有400多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

例如，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之一谷寿夫，曾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中被判死刑。谷寿夫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但在1947年4月25日，蒋介石下令必须将其枪决，最终他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了死刑。

还有两个日本丙级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分别杀害了106名和105名中国军民。1948年1月28日，这两人被执行死刑。这两个罪犯虽然杀害了如此多的无辜人民，却在执行死刑时只是被一枪打死，似乎这并不足以报答他们的罪行。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一些在中国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引渡给中国。1950年7月，969名日本战犯被从苏联远东地区带到中国，他们在侵略期间犯下的罪行包括杀害和俘虏了85.7万名中国人，摧毁了7.8万多座房屋，并掠夺了大量资源。中国政府将这些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并进行改造。在那里，虽然这些战犯是罪犯，但他们却享受了比普通中国百姓更高规格的待遇。

这些战犯每人每日的伙食标准远超普通百姓，甚至还定期提供烟草和热水澡。管理他们的人员条件则远为艰苦，常常一天只有两餐，主食是窝窝头。尽管如此，这些罪犯在经过长期的改造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并主动要求参加战犯学习委员会进行自我改造。

1956年，新中国对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由于他们在改造过程中表现出悔过的态度，这些人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与此同时，还有1017名战犯被免于起诉，并被释放回日本。直至1964年3月，所有日本战犯最终都被释放回国。

一些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在回到日本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用坦诚和勇气揭露战争的罪行，力图为中日永不再战呼吁。

例如，堀口正雄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在战争期间犯下多起残忍罪行，包括指使手下杀害抗日战士，甚至将他们送往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但在中国的改造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在1956年被免于起诉并返回日本。

类似的，还有野崎茂作和藤田茂等，他们在战争期间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经过中国的长期改造，这些人最终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之后被提前释放回到日本。

然而，也有一些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例如松本浩，他是被称为嘉善之狼的残忍杀手，在浙江嘉善县担任宪兵时，屠杀了大量无辜百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逮捕了他，并在1946年6月11日执行了死刑，最终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这些战犯的审判与惩罚，虽然让一部分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也暴露了历史中的某些不公与包庇。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对待罪犯严惩不贷，才能避免类似罪行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