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下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受邀来到成都考古中心，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从古蜀看上古”的精彩学术讲座。

讲座现场

讲古蜀文明，卜工以三星堆遗址为主要聚焦点；观上古文明，他从全球视角出发，不仅对比了西方上古文明与中国上古文明的核心差异，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地理分区作了进一步细化。

对于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上古时代，卜工既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瑰丽的画面，也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务实。

今年6月，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展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展

上古有多久？

在讲座开头，卜工从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跨度上，总结了中国考古的关键词。“第一个百年主题是考古学文化建设，关键词是仰韶村；第二个百年的主题是深度研究。关键词是三星堆。”卜工说。

三星堆博物馆藏青铜人头像 图据视觉中国

上古时代是全球所有原生性古文明起源之时，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包括中华文明，概不例外。但对于“上古”一词所代表的时间段，虽然大众耳熟能详，但其实概念比较朦胧，甚至目前学界对此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卜工认为距今2万年到西周初年属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其中又分为早期和晚期——距今2万年~1万年为早期，主题是陶器开启的上古文化之旅；距今1万年~3千年是晚期，主题是制度开启的文明进程。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地理分区，通常以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为主。卜工则提出了“四大流域”的进一步细分——辽河、黄河、长江、珠江。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挖掘现场 图据视觉中国

在这四个古代文明区域中，辽河流域以渔猎文明为主导地位，黄河流域是旱作农业的文明，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文明，珠江流域则是以渔捞采集经济为特色的海洋文明。

中国考古学上，文化的区域是由区系类型组成，文明的发展是板块的整合。这四大流域的古文明，东西向是文化交流，南北向是文化整合。

随着时间推移，由北向南的整合逐渐展开：第一次整合是牛河梁古国的形成；第二次整合是红山文化的南下，在黄河流域出现；第三次整合则是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南下，在长江流域形成盘龙城、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地等遗存；第四次整合是长江流域文化的南下，岭南地区最终在秦代纳入秦汉帝国的版图。

历史长河中的灿烂舞台

在对古蜀文明的研究上，卜工素有独到见解。在笼罩于三星堆遗址的历史迷雾中，一个突出疑问就是：三星堆人后来去哪里了？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多种推想。

三星堆遗址各发掘坑位置示意 图据视觉中国

卜工的看法是：三星堆古城的居民在举行了盛大仪式后，选择主动撤离。他以三星堆2号坑的遗迹和遗物为例，深入分析了其中“奥秘”。

之所以选择这个坑，除了目前2号坑公开发表的考古报道资料最全最多之外，这个坑的位置也极为重要——按照“北斗七星”方位排列的几个祭祀坑中，2号坑正处于“天枢”之位。天枢在北斗七星中地位特殊，“意为天之枢纽，象征宇宙的中心与起点”。

2号坑内堆放的遗物，根据出土时的堆积叠压情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靠近坑底主要是小型青铜器物饰件，有神坛、神殿、小神树等。坑的中间一层堆放的全部为青铜器，主要有青铜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罍、尊、太阳形器、眼形器、大型神树等。坑最上层是60余根象牙散乱地堆置在青铜器上。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

卜工认为：这里体现了“前歌后舞”的“古蜀方阵”——五个器物板块“祭祀对象、祭祀主体、仪仗干戈、铜头铜脑、象牙舞队”，展示的是古蜀“前歌后舞”的阵容，其中周武王牧野之战后创作‘大武舞’的线索已露端倪：八佾舞的历史源头跃然纸上。

三星堆遗址成为历史长河里一处多种礼仪制度汇演的大舞台，也点燃了长江文明最后的荣光。而上古时代的帷幕也即将落下，“西周以后就是中古时代了。”卜工说，“三星堆大量精美青铜器为上古时代最后的精彩画上神来之笔，也是长江区域文明的绝唱。”

中国考古的4.0时期

在中国考古第二个百年的框架下，卜工将如今的中国考古纳入“4.0时期”。

在此之前，1986~2020年可视为“3.0”时期，这期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如何为探索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探索方向，讲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问题。

2020年至今则是中国考古4.0的社会主义特色新阶段，主要任务是考古学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伟大建设。其中，从2020年开始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遗址和红山文明牛河梁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从组织形式到理论方法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为科技考古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为文明理论扩大了创新发展的空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22年，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资料图片）

卜工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文明标准，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超级工程、顶级墓葬、中心聚落、特色礼器”。这是上古文明起源的标准，也是国家起源的标准。“任何遗址中含其中一项，便可推定其进入文明，国家出现。”

纵观世界上古史，卜工将西亚北非地中海一带的西方上古文明与中国上古文明核心分别做了归纳——前者的社会治理主要依靠的是神权宗教体系，而中国上古文明的核心则是制度精英体系。“传说时代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英雄人物，到上古时代圣王、国王到君王，都是这个体系的创造者、建设者、维护者。”

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 图据视觉中国

而在上古时期落幕阶段发出耀眼光芒的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岷江和沱江间崛起，既接受了中原文明的整合，也保留了古蜀文明的原生火种，其技术、信仰和制度，值得我们在中国考古的第二个百年里，继续深入探索、思考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