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科举考试体系中，乡试一直是最受关注的大考，几乎可以说它的地位与今天的高考相同。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有志于进入官场的人来说，乡试是他们仕途的第一步。无论未来是否能够步入高官之列，能够从这场考试中脱颖而出，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读书人十分看重乡试，朝廷对它的重视也不言而喻。每一届乡试，皇帝都会亲自派遣主考官前往各省。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乡试的官员来说，能够在多年后成为乡试的主考官，掌管他人的命运，实在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无论是他们曾经从乡试中脱颖而出，还是后来当上了主考官，都能感受到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

皇帝对乡试主考官的选择非常谨慎，每次都要深思熟虑。1904年，慈禧迎来了七十大寿。为了这次特殊的庆典，朝廷特意注意到科举考试主考官的选择，要注意“吉庆之兆”。因此，经过朝廷的批准，各省的乡试主考、副主考官名单被确定下来。

其中前两批的主考官分别来自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依次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这些名字连起来组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寓意着大吉大利。

担任乡试主考官不仅仅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也是一次能够大幅获利的机会。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期在京城清水衙门任职的京官来说，几乎所有人都争着抢着想要得到这个“肥差”。因为外派担任一省的乡试主考官所获得的报酬，可以抵得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俸禄。

以曾国藩为例，清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他被钦命担任四川乡试的主考官。当时他只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年俸不过八十两银子，禄米八十斛。即便加上恩俸，他的年收入也不过是百来两银子。以这些收入，他根本无法维持在京城的日常开销，每年还需要家里补贴上百两银子才能勉强度日。因此，五品官员都雇不起轿子，当时还有人戏言：“五品官走着来”，这种困境可见一斑。

然而，当曾国藩被任命为乡试主考官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可以从户部领取2,000两的程仪，这项制度自康熙时期便开始实行，到了道光年间，规定正主考官的待遇是2,000两，副主考则为1,000两，实际上，这笔钱足以弥补他在外的花销。

除了正式的2,000两，地方官场按惯例还会给主考官一笔非正式的“辛苦费”。这笔钱通常由省级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金额数额巨大，有时高达几千两甚至上万两。这笔既明既暗的收入，使得曾国藩等官员的经济状况瞬间改善。正如俗话所说：“京官不外放，穷到能卖炕。”曾国藩收到户部发来的2,000两银子时，喜不自禁，立刻写信并将大部分银子寄回家乡，表示对家乡父老的回报。

在全国各省中，顺天府的乡试主考官地位尤为尊贵。作为首都的代表，顺天府的乡试主考必须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一二品的大员来担任。如果能够当上顺天府的正主考官，那无疑是文官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之一。即便是清朝末期，权倾朝野的李鸿章，也未能免俗，对顺天府主考官一职心怀向往。

李鸿章常自诩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终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然而他一直耿耿于怀未能担任顺天府主考官，这也成为他的一大遗憾。由此可见，乡试主考官职位对当时的官员而言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

此外，担任乡试主考官不仅能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还能通过选拔出的中举学子，成为他们的座师，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官场上的影响力。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荣誉和经济收益，更是积累人脉、增强政治地位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