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军部队发生了一起特别的事件。栗秀真，这位新四军野战医院的女院长，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她决定让几名新四军的伤员搬出病房，为国军的伤员腾出空间。几个月后，当医院为这些国军伤员举办送别宴时，一名国军副官竟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并扣下了保险……

这起事件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15年12月16日。那一天，河南沁阳崇义镇的栗家迎来了一位新生命——栗秀真。栗家世代以行医为业，祖辈一直传承着中医的技艺。栗秀真的父亲，栗大夫，虽然非常希望将自己的医术传给女儿，但由于家族的传统规定，他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传男不传女的家规让他无法传授技艺给栗秀真。经过深思熟虑，栗大夫决定打破传统，送女儿去学习西医。于是，15岁的栗秀真被送到河南汲县（今卫辉市）的惠民医学专科学校，开始了她的西医学习生涯。四年后，19岁的栗秀真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留校在附属医院担任护士，后来又晋升为护士长。

然而，随着1938年2月日军侵占汲县，栗秀真被安排前往湖北应城，加入由董必武和陶铸等人创办的汤池临时学校，在那里任教。不久后，武汉和应城相继被日军占领。到了1939年初，陶铸领导下的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成立，并建立了军医院。24岁的栗秀真被任命为医院院长，负责这项重大的工作。虽然她的背景仅限于护士，但应抗游击队面临的困境让她的职责变得更加重要。

新四军的建立也给她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初期的应抗游击队装备极其匮乏，队伍仅有8条步枪，后来才从香港购买了20把德国造的驳壳枪。由于医疗资源紧缺，医院的医生和药品大多数被调往西南大后方，栗秀真便在这时承担起了院长的重任。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等人受命展开京山地区的抗日工作，原本的应抗游击队并入新四军，成为豫鄂挺进纵队的一部分，栗秀真仍然担任着野战医院院长。

这段时期，挺进支队与日军的游击战斗非常艰苦，医院的工作地点也经常需要变动。1940年初，野战医院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迁移到湖北省京山县石板河的赵家冲。得知这个消息时，刚做完手术的伤员们发出了抱怨声。然而，等他们来到新的驻地时，却被这里的美丽景色深深吸引。赵家冲山水相依、绿树成荫，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真是一个适合疗养的好地方。

赵家冲地理位置偏僻，距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这为医院的安全提供了很大的保障。且宋应公路的西侧指挥部距离此地仅约20里，无论敌情如何，都能得到及时的预警和防备，确保医院的安全。然而，就在这片宁静的地方，危机悄然逼近。

1940年4月的某一天，栗秀真正在忙于为伤员做手术时，一名新四军的小战士急匆匆跑来报告：路西指挥部的通讯员来信，政委杨学诚命令你们赶紧转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栗秀真感到十分意外。毕竟这个地方远离战区，安全得多，为什么还要撤离呢？更何况，医院的设备和药物需要仔细整理，转移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通讯员解释道：医院附近出现了一支不明部队，无法确认是敌是友。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命令你们立刻撤离。听到这个消息后，栗秀真没有再犹豫，立刻召开会议并安排撤离。经过几个小时的准备，大家终于准备好出发，计划在黄昏时分利用夜幕进行转移。

然而，计划并未顺利实施。当晚，警卫战士报告称，宋应公路上出现了大量军车，情况十分可疑。栗秀真决定暂时推迟撤离，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第二天，情况似乎有所缓解，栗秀真和指挥部的沈德纯主任决定出发。

然而，刚行进不到十里，意外发生了——前方的路口被一支国军队伍设置了卡点。看到他们的到来，国军士兵立即举枪拦路，质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栗秀真听到他们带着浓重的广西口音，判断出这支队伍是桂军，稍稍放松了警惕。她回答道：我们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医院。

这时，一名军官从哨所走出，表情严肃：你们胆子真大，居然敢在这种危险时刻出来。这里距离战场不到十里，继续前行简直是送死！

沈德纯主任平静地反问道：我们是医院，难道就能停在路上？

这……军官犹豫了一下，我不能做主，得去请示上级。

最终，这名军官带领栗秀真等人前往国军指挥部，并告诉沈德纯稍等片刻。不久后，沈德纯被召入指挥部，而栗秀真则被留在外面等待。 在指挥部内，沈德纯见到了一名身穿少将军服、身材魁梧、失去一只眼睛的国军高级军官。这位军官自我介绍为牟廷芳，第94军的副军长。刚刚接到命令要进攻应城的日军。当他听到新四军三个字时，脸色立即变得阴沉，眉头紧锁，明显露出了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