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法国人开始在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泥河湾村附近修建一座教堂。1924年，教堂的神父在附近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他立刻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时正在筹建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法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桑志华。这个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泥河湾地区的地质和化石资源逐渐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 随后，考古专家们展开了更多的调查工作。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以及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等专家开始在泥河湾地区进行深入的地质调查，他们把这一带的河湖沉积物称为“泥河湾层”，并开始揭开这片古老土地上隐藏的远古人类遗址的神秘面纱。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超过200万年的古人类遗址群，这一发现颠覆了许多人对于人类起源的传统看法。

更令人大吃一惊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非洲是人类唯一的发源地”，然而泥河湾遗址的发现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它让人开始怀疑，人类的起源是否可能与中国有关，甚至中国是否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960年，考古学家在东非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的能人和利基猿人的化石，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非洲起源说”。然而，泥河湾遗址中的马圈沟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其年代与奥杜威峡谷的化石几乎相同，甚至更早。泥河湾遗址群内，超过百万年历史的遗址有21处，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马圈沟遗址，其最早的化石可追溯至200万年前，当时的古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石器来进行狩猎和生活。

在此之前，全球唯一一个已知的200万年以上古人类遗址是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而马圈沟遗址是第二个。这表明，早期人类或许不仅仅是在非洲诞生，泥河湾也有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因此，是否能够坚持“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论”这一观点，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自1993年起，泥河湾盆地中部，尤其是岑家湾村附近的马圈沟遗址，成为了考古学家重点挖掘的对象。考古团队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发现了200万年前古人类“敲骨吸髓”的场景。这一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

在马圈沟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大象骨骼和石器，且骨骼上有明显的砍砸与刮削痕迹。显然，这些骨骼曾经被古人类用石器加工过，天然石块可能充当了他们的“餐桌”，而大象的骨骼则成了他们的食物。这个场景展现了古人类如何利用石器获取和加工食物，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技巧。 此外，西距马圈沟遗址仅1.1公里的石沟遗址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古人类食物获取的线索。这个遗址的年代大约在150万至160万年前，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和石制工具。与马圈沟遗址相似，这些遗物上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砍砸痕迹，进一步证明了古人类通过石器进行狩猎和加工食物。泥河湾地区这些发现，给我们揭示了更多关于古人类日常生活的细节，也让考古学家对于寻找“直立人”或“能人”的线索充满了期待。 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非洲、亚洲和欧洲的直立人生活时期大约在180万至30万年前，而“能人”则生活在大约200万至175万年前的东非和南非，他们能够制造并使用粗糙的石器工具。而根据“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大约在10万年前，早期智人在非洲进化为晚期智人，随后走出非洲，最终在约4.5万年前取代了中国的早期智人。然而，泥河湾遗址的发现却表明，从200万年前到1万年前，泥河湾地区一直有着人类活动的痕迹。出土的化石和石器数量达到数万件，且这些遗物分布在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80多个遗址中，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发展史。 其中，阳原县官厅村的小长梁遗址，距今约160万年，出土了2000多件石器。这些石器经过精细加工，重量在5至10克之间，最小的不到1克，形状各异，包括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等多种类型，显示出160万年前的泥河湾先民已经掌握了非常精湛的石器加工技术。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并且让人联想到北京人文化的起源。小长梁遗址的石器与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北京人文化的先驱之一。 可以说，泥河湾遗址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历程，展示了这一地区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其历史的连续性、规模性和丰富性在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些遗址中，未曾出现过突变的现象，石器文化也呈现出一脉相承的风格，直到1万年前，泥河湾的先民仍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取代。这表明，泥河湾古人类的文明在这里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虽然1万年后他们逐渐消失，但其消失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的来说，尽管泥河湾的古人类遗址无法完全否定“非洲起源论”，但它无疑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发展。或许可以说，泥河湾是“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