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东北地区的重要性，纷纷派遣精锐部队前来争夺。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建设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和入关后的第四野战军。 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五人担任过参谋长，分别是萧劲光、伍修权、刘亚楼、萧克、赵尔陆。林总为何最青睐刘亚楼呢？

这个问题与这五位参谋长的背景、地位以及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 萧劲光是首任参谋长，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战士，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去苏联学习，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24年列宁去世时，萧劲光还被派去为列宁守灵。回国后，他获得了组织的重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党代表（即后来的政委）。这个资历在十大元帅中大多数人都无法比拟。大革命失败后，萧劲光再次赴苏联深造，直到1930年才回国。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萧劲光曾担任红五军团政委和红七军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司令员。 当日本投降后，萧劲光和林总本来被安排前往山东任职，但由于形势变化，他们到达河南濮阳时，接到了中央的紧急指示，让他们改赴东北。因此，林总成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总司令，而萧劲光则担任了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尽管萧劲光在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中担任了副司令员的职务，但他与林总的直接配合时间并不长。刚到东北时，形势非常复杂，高级干部不得不频繁前往一线，尤其是国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南满军区时，萧劲光和陈云立刻赶往前线，导致他与林总分开。即便他在司令部有职务，但那更多是象征性意义。 此后，萧劲光成为了东野第一兵团和四野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员，开始独立指挥工作，无法再为林总担任参谋工作。

1946年，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后，萧劲光逐渐转到前线指挥，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由第二参谋长伍修权负责。伍修权当时还兼任东北军区的参谋长。 从资历上看，伍修权比萧劲光稍逊一筹，但他也有很强的军事背景，早年留学苏联，曾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第73师参谋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八路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职。尽管从履历来看，伍修权更适合担任参谋工作，但他的重心并不在野战部队，而是负责东北的动员、训练和补给工作。

因此，伍修权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时，很多人忽略了他的重要性。 既然萧劲光和伍修权都不能专心担任参谋长的职责，林总便决定让其他人来负责此职务。于是，时期就是红一军团的重要干部，与林总和罗帅关系密切。他曾留学苏联，掌握了先进的军事知识，而且他刚刚回国，没有固定职务，调动起来也没有太大影响，因此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刚开始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时，林总并未明确指示刘亚楼的具体工作，导致刘亚楼一度感到困惑。但他很快就按自己的计划展开工作，并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他组建了地图科，开办了印刷厂，并培训了大量绘图人员。参谋部需要地图支持，而当时我军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刘亚楼立刻着手进行培养，并在哈尔滨建立了印刷厂和测绘学校，迅速培养出了第一批人才。 第二，他从各部队抽调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参谋人员。他亲自授课，并翻译了苏联传来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和《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对这些文件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使其更符合我军的作战实际。 第三，他定期召开参谋会议，强调参谋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前，我军一直没有重视参谋人员，认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与旧军阀的随从、军官没有太大区别。刘亚楼通过培训，提高了参谋人员的责任感和专业性。他多次以义向全军传达指示，严禁任何人轻视参谋人员，并明确表示，如有违反，将严惩不贷。 通过这些努力，刘亚楼不仅提升了参谋部的工作效率，还让参谋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在他与林总的密切配合下，很多战役都变成了楼负责实施脾气上，刘亚楼与林总都有很好的默契，而且他也让参谋工作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因此，林总对刘亚楼格外青睐。 平津战役临近结束时，林总认为刘亚楼的前途不应被耽误，便将他调任为14兵团司令员，接替他的参谋长职务的是萧克。萧克是老资历的干部，但在抗战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解放战争初期，他曾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的参谋长，但由于晋察冀屡遭挫败，他的职务被撤销，之后转去从事军事教育。直到平津战役结束，萧克才被任命为四野参谋长。然而，那时大局已定，萧克的机会已不多，但在南下追击战中，他也做出了贡献。 1950年，赵尔陆接任四野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海南战役，并负责剿匪工作。他和林总有着深厚的革命情感，两人共同参加过南昌起义，并一起上井冈山。赵尔陆最终圆满完成了四野参谋长的职责。 随着全国局势逐步稳定，四野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参谋长的职位在1955年被正式撤销。 总的来说，刘亚楼在参谋工作方面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在东北战役最艰难的时期，他与林总携手应对困境，相互支持，彼此更加信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林总对刘亚楼的感情如此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