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初，李运昌和高志远等人在冀东发动了暴动，在宋时轮和邓华第4纵队的支持下，暴动迅速蔓延，吸引了大量燕赵青年参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参战人数一度达到20万，其中拥有枪支的人数超过10万。暴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河北的日军陷入恐慌，冀东的抗日气氛也因此高涨。然而，仅仅三个月后，这支庞大的队伍便迅速瓦解，剩下的仅有2000人左右。

暴动失败的原因被普遍认为是部队在向平西地区转移途中遭遇了敌军的袭击，导致队伍损失惨重。因为暴动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新兵，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面对敌军的猛烈进攻，他们几乎成了靶子。而且，许多新兵怀念家乡，情感上还不够成熟，撤退时不少人动摇了意志，导致士气低落。既然暴动的失败是如此显而易见，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这些问题？如果预见到了，为什么还是选择了西撤？这个问题成为了众多历史学者讨论的焦点。根据李运昌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线索。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撤的决定是宋时轮主张的。9月中旬，八路军第4纵队在迁西县的莲花院召开了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河北作为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暴动爆发后，日军必定会加大打击力度。而且，当时的冀东地区遍布玉米和高粱，起义部队可以利用这些自然屏障进行掩护。然而到了9月底，乡亲们开始收割庄稼，青纱帐也被砍掉，失去了自然的掩护。由于大多数暴动参与者都是新兵，缺乏战斗经验，且在平原地区很难立足，很多人主张撤退到平西一带（如涿鹿、涿县、蔚县、宣化等县的东部）。李运昌回忆道，这几乎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最初，宋时轮希望在冀东建立一个抗日根据地，但当看到大多数人支持西撤后，他最终放弃了原有的想法，并亲自带领4纵队的31、32大队向潮白河以西地区撤退。

然而，仅仅两天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高层领导联名致电聂荣臻，要求他转告宋时轮，部队不要西撤，而是应当坚持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尽管总部的意见明确，宋时轮和邓华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9月下旬，形势发生了变化。宋时轮从蓟北发来电报，告知由于武汉会战的失利，日军可以调集更多兵力向起义部队发起进攻，建议全军西撤。

此时，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省委宣传部长姚依林也来到了冀东，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他们同意部队向西转移。10月1日，少奇同志代表总部再次来电，同意宋时轮带领第4纵队西撤，并允许李运昌继续留守冀东。然而，10月8日，朱德和彭德怀的电报则表示不同意大规模西撤，并要求第4纵队留在冀东。然而，这份电报仍保留了一句模糊的话，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正是这句话为西撤的决定提供了一个逃脱的理由。

9月中下旬，邓华和宋时轮在丰润九间房的会议上做出了决定。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情况已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第4纵队和抗联的冀东起义部队必须尽快西撤。尽管李运昌坚持不同意见，但他还是尊重了组织的决定，最终同意西撤，但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经过讨论后，李运昌和洪麟阁等人坚持认为，西撤并非唯一选择，而是由多方原因所迫。总部在最初的电报中提到的万不得已的撤退标准过于模糊，这也给西撤的决定留下了空间。李运昌认为，如果总部在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队坚守冀东，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最终，西撤队伍遭遇了日军猛烈的攻击，造成了惨重的损失。5万人中，只有2000人成功存活下来，众多指挥官和战士英勇牺牲，包括抗联的高级将领洪麟阁、陈宇寰等人。

西撤过程中的诸多困难和失误，也揭示了当时决策的复杂性。行军缓慢、指挥失误、后勤补给不足以及缺乏有效沟通，都使得部队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即便如此，李运昌依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带领部分队伍成功回到冀东，继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抗争。高志远部队也最终到达平西，但同样面临重大损失。

从整体来看，西撤的决定虽然最终被执行，但并非单一领导者的决定，而是集体商议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一决定背后包含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和历史背景，最终导致了这次失败。冀东的抗日英勇事迹，虽未能成功阻止敌人的侵略，但却永载史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