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一个神秘的古代文明,深埋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之久。1936年,施昕更,这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在杭州市的良渚镇偶然发现了这一古老的遗址。从那时起,经过将近一百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良渚文化遗址在2019年7月6日终于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关于良渚文化的起源,学术界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清华大学的陈民镇博士提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观点,他认为良渚文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虞朝的遗存。而台湾艺术大学的吕琪昌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的陈剩勇教授等也认为,良渚文化可能是夏文化的源头。通过对挖掘现场的发现,学者们找到了支持这些观点的线索。在良渚遗址中,考古学家出土了大量刻有特殊图腾的玉器。这些图腾被解读为与夏朝相关,特别是图腾上画的牛头和人手的形象,和古代文献《国语》、《韩非子》以及《史记》中关于大禹斩杀防风氏的描述相吻合。同时,玉璧的出土数量和位置,及其与其他良渚典型陶器的共同发现,也证明了这个图腾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古代汉字夏的不同写法,也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某一种写法,形状和大禹治水的形象相似;而另一种写法,则与前述图腾的核心意象非常契合。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良渚遗址出土了大量玉璧,但鲜有玉璋出土,这也成为支持良渚文化属于夏朝的有力证据。 良渚古城遗址远不止一个普通的城市遗址。在这座古城的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覆盖约30公顷土地的巨大宫殿遗址,更令人震撼的是,古城内设计了先进的防洪系统。城内有多条水道将内部与外部河流相连,利用人工土丘和天然丘陵作为屏障,有效抵御外界洪水的侵袭。 尤其是在良渚古城的西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这个水利系统由多条人工坝体、天然山体和溢洪道组成,影响范围达到100平方公里。根据储水能力的计算,这个水利系统的水量相当于杭州西湖的1.5倍,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这项惊人的发现,直到1969年才被重新揭示。当年2月11日,一颗美国卫星飞越杭州上空,拍摄到了良渚遗址的影像,竟然暴露了5000年前的良渚水坝的存在,为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卫星拍摄的照片中,研究员王宁远偶然发现了良渚地区的山脉形态,和可能是人工水坝的结构。这一发现激发了他进一步实地勘探的兴趣。经过多次考察,他确认在狮子山、鲤鱼山和官山之间,确实存在三道庞大的人工坝体。 如此精密庞大的古代水利工程是如何建成的,成为了考古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这项水利工程可能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遗迹。如果这一设想得以确认,将为夏朝的历史地位提供强有力的考古证据。由于缺乏实质性证据,夏朝的存在曾经备受争议,而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对夏朝的存在充满了更多信心。 大禹治水的故事常被描绘为神话色彩浓厚的传说,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水利工程,人们不禁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也许,曾经真的存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在资源与技术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工程。 在良渚文化中,龙的形象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神秘的生物,象征着威力与神秘,深深扎根于华夏民族的传统与信仰之中。从仰韶文化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龙的形象已经有了雏形。到了良渚文化时期,龙的形象愈加明确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龙的形象有所不同,给我们研究遗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然而,很多人会将龙与老虎的形象混淆。实际上,二者在细节上存在明显区别。例如,龙的尾巴弯曲且灵活,而老虎的尾巴较为简单直白;龙的口鼻部位细长,老虎则较短。这些细微的区别为进一步研究良渚文化提供了方向。龙一直是古代文明中的尊贵象征。从其最初以鲸鱼两栖形态为原型的真实生物,到宋元明清时期更为神话化的虚构形象,龙在中国历史中的形象经历了演变。尤其是宋代,龙不再仅仅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生物,而成为了象征意义更为深远的文化符号,代表着皇室的尊贵与权威。宋仁宗和宋哲宗曾颁布诏令,将龙纹作为皇室及高级官员的专属标志。 考古学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古人对龙的崇拜。在良渚、石峁等古城的出土文物中,许多与龙相关的器物为研究夏朝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这些发现帮助我们厘清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关系。 与此相关的,还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尤其是绿松石铜牌饰的发现极为重要。每块铜牌都代表着一个商王,而铜牌上镶嵌的绿松石和独特的图案,可能是商王的身份象征或姓名。虽然已经出土了多件铜牌,但并非每一块都镶嵌绿松石,这其中可能涉及到材料丢失或某些铜牌未镶嵌绿松石的原因。这些绿松石铜牌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代商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线索。 中国古代葬法非常丰富,衣冠葬和铜牌饰葬是其典型代表。衣冠葬的特点是墓内没有遗体,仅埋葬死者生前穿的衣冠,通常称为衣冠冢。这种葬法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晚期。而铜牌饰葬则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葬法,每块绿松石铜牌饰代表着商王的身份和权力。 在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中,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展现了5300到4000年前的古代文明;陕西的石峁遗址则属于晚夏时期,距今大约4400到4100年。与此相比,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无疑更为先进与繁荣,出土文物的精美工艺也印证了这一点。 关于安阳的殷墟遗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商代的中心。但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殷墟更可能属于周代的遗址,特别是因为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更多体现了周朝的文化特色。 龙作为文化符号,在不同遗址的出土物中展现了各个时期文化的继承与变革。良渚、石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龙形象,揭示了从不同朝代到文化演变的深刻变化。 同时,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尤其是四把青铜钺也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这些钺上的铭文和设计,可能揭示了妇好的身份和权力地位。妇好墓的发现,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古代中国历史的构建,并提示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解读并重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