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却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比如，国民党在接收敌伪财物时，很多大员都趁机大发接收财，这种行为被高官邵毓麟视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国民党的接收机构名义上是为了接收敌伪物资，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次次的劫收或者抢收。各地的接收机构多得让人瞠目结舌，像天津有26个接收单位，杭州有28个，北平有32个，而上海的接收机关竟然多达89个。这样一来，各地的接收工作就变得极为混乱，各种不同的系统重叠在一起进行接收，大量机关争夺物资，导致敌伪物资经过三四轮的接收才能最终到位。 在接收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此封彼揭的现象，封条层层叠叠。很多敌伪物资，往往被国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条同时贴上，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混乱。大家你争我抢，文官与武官争，官员与民众争，乱象丛生。

这些接收单位不断重复接收，甚至有时一次交接就要接好几次。每多一次交接，物资的损失就加重，效果如同洗一遍再洗或梳一遍再梳。例如，某地原本应接收2500辆汽车，经过几轮交接后，最终登记的竟然只有5辆，而且全都是破烂的废车。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听到这些事情都会感到非常痛心。 在接收过程中，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接收问题层出不穷，禁令不断发布，但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局面非常混乱。 在大城市如上海、北平，军事机关的接收问题尤为严重。各个经济机关之间也在争抢接收物资，互不相让。例如，海南岛原本应该由农林部接收的农业资源，却被经济部抢先接走了16个单位，其他部门也接走了7个，农林部仅仅接收了2个单位。

国民党当局如此混乱的接收工作，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南京政府派遣的清查团发现，粤桂地区的许多接收物资无法使用。接收的车辆和船只大多数无法行驶，许多工厂也无法复工。 例如，经济部在海南岛接收的43所工厂中，有24所根本没有复工，18所短期复工后又停工，只有1所工厂继续正常生产。此外，接收的农场和试验场所也多半荒废。最为遗憾的是，农林部接收的全国唯一一个热带产业试验场，被多次接收和抢劫，最终彻底破坏。 经济部在徐州接收的40家工厂中，只有11家重新开工，且收益寥寥，难以发展。剩下的29家工厂，要么因为设备不全，要么因破坏太重，或者被军队占据，只能最终交给处理局拍卖。

同时，各地接收的物资损坏情况也非常严重。粮食部接收的南京长江碾米厂仓库中的100多万斤大麦全部被虫蛀，最终被丢弃。在徐州，陆军联勤总部接收的两个粮食仓库，因为漏雨，导致300多万斤山芋和杂粮腐烂。而在南京，中央路汽车修理厂堆放的500余辆汽车，任凭日晒雨淋，生锈严重。航政局在海南岛榆亚区接收的200余艘船只，许多已经沉没或腐烂，经过维修，最终只有7艘修复成功，剩余的都被遗弃。 这些混乱的接收工作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老百姓无奈地说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面对这种种乱象，负责经济接收的邵毓麟实在忍无可忍，他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警告：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虽然我们收复了国土，但却会丧失人心！

然而，蒋介石对这些问题并不重视。例如，当上海市长钱大钧私自卖掉敌伪物资42亿元时，蒋介石竟然表示：钱大钧贪污成性，不必大惊小怪。并且不予查办。 根据清查组的统计，上海市的揭发信有超过4万封，平津地区也有1300多封，清查两个月就发现了大量的贪污案件。在1946年9月，揭露出的一批贪污案件，涉及金额高达50亿元，非法耕地上千亩，乳牛万余头。同月，《解放日报》又曝光了另一批贪污案件，总金额高达430亿元。 蒋介石为了避免丢面子，指示媒体不要报道这些贪污案件，以免影响政府官员的威信。于是，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贪污案件才被曝光，而大的案件则被刻意隐瞒。 这也使得邵毓麟再次警告蒋介石：虽然我们处在胜利的局面中，但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和黑暗。 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政权如何能够持续下去？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在抗战胜利仅仅四年后，蒋介石便被迫退守台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