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工程”的典型案例。在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不到一个月，李世民便下令推翻了魏征的墓碑。

魏征之所以遭到李世民的打压，主要有两大罪状：

首先，李世民深信魏征参与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理由也并不复杂：魏征曾极力推荐的两位人物——悍将侯君集和宰相杜正伦，最终都卷入了谋反事件。

其次，令李世民愤怒不已的，还有一件事。有人向李世民举报，魏征每次写下那些著名的“谏辞奏折”时，都会先交给史官褚遂良审阅。而每当褚遂良看过后，总是提出修改意见。经过核实，确有其事。此举被认为是大忌——这相当于公开宣告，李世民和魏征之间所谓的“死谏”和“纳谏”其实是一场表演。

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应该幼稚地认为：李世民会虚心接受魏征的建议，而魏征则拼命“死谏”，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千古的明君与良臣的典范！如果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要想正确理解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回顾一下唐朝政治局势，尤其是“玄武门之变”后，局势的变化。

当时，河北和河南已经完全掌控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中，文官集团基本上倾向于支持太子。而其中一个关键事件，就是“刘黑闼之乱”。

在武德四年和五年（622年），河北军阀刘黑闼两度发动叛乱，席卷了山东一带（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苏北等地）。李世民亲自出征，但却遭遇了重大挫败。最终，尽管洺水之战以微弱优势获胜，但李世民的损失惨重——部将罗士信、潘毛和王君廓战死，秦琼也在战斗中受伤。

李世民的胜利仅仅维持了三个月，到了622年夏天，刘黑闼再度卷土重来。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李建成在魏征的建议下，提前部署，趁机夺取兵权，并在与刘黑闼的决战中大获全胜。李渊顺势将河北、河南等地的管辖权交给了李建成与李元吉。

到了武德六年（623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先发制人。但问题在于，成为皇帝并不意味着坐在龙椅上说一句话就能安抚天下。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与配合，而且要有治理经验的文官集团。李世民的势力主要依靠军队——他是“马上天子”，而李建成一派则有大量文官支持。

因此，李世民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获得文官集团的认同。为了表明自己不会亏待文官集团，他需要展示出一份姿态：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会让他们失望。

而要让文官集团信服，李世民必须树立一个“典型”形象——魏征！魏征有才干，同时又是李建成集团的重要谋士，曾在平定刘黑闼叛乱时出谋划策，并成功地从李世民手中夺取兵权。

李世民通过任用魏征，传达一个信息：“即使是像魏征这样的人我也能用，你们怕什么呢？”而所谓的“直谏”与君臣争执，其实都是事先排演的“剧本”罢了。

这也有其原因：“玄武门之变”的结局太过残酷：李建成、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全部被杀，李渊也被软禁，整个唐朝的官场因此变得战战兢兢。毕竟，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建成也是当时的合法继承人，几乎所有人都与他们有过交情。

一句话总结：李世民与魏征的合作，本质上是出于政治需要：李世民需要魏征的名望，而魏征则需要李世民这个新皇帝的支持，双方通过默契配合，共同成就了一出“千古君臣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