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明是开国大将,却被特批享受元帅待遇,就连毛主席都叫他大哥,更有趣的是,他竟然有两个合法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不一样的开国大将,就是张云逸将军。
张云逸的“革命起点”,比跟多人都要早。12岁的时候,他转进启明高等小学,接触到新思想,16岁就背着家人报考了广东陆军小学堂,这所学校是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这里悄悄发展成员。
1909年,17岁的张云逸攥着拳头宣誓入盟,成了同盟会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1911年,广州城的空气里都飘着紧张气息。孙中山和黄兴要搞广州起义,张云逸主动请缨,当了敢死队里的炸弹队队长,那年他才19岁。
谁知道,起义当天出了岔子,清军提前有了防备,黄兴带着人冲进两广总督衙门,巷战打了一整夜,最后还是寡不敌众。张云逸身边的炸弹打光了,战友也死的死、伤的伤,他和几个同志躲进一户民宅,等着天亮想办法突围。
第2天一早,张云逸自告奋勇出去买菜,其实是想探探清军的布防。可等他提着菜篮回来,远远就看见清军把民宅围了,几个战友被押出来,“砰砰”几枪就倒在路口。
张云逸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个子矮,穿着粗布衣裳,混在买菜的人群里,清军扫了他几眼,竟没认出这个“炸弹队长”。后来广州百姓收殓烈士遗骸,将72具埋在黄花岗。
张云逸后来还自嘲道:“要是那天我没出去买菜,说不定就成‘七十三烈士’了。”
起义失败后,张云逸也没歇着。辛亥革命爆发,他跟着部队打清兵;袁世凯复辟,他又参加护国战争;到1924年,他已经是粤军里的旅长了,手里握着兵权,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那时候他还没接触马克思主义,只知道打军阀、保地盘,可老百姓还是过着苦日子,这不是他想要的“革命”。直到1926年,在武汉的一艘趸船上,他按下手印加入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明白:“要救中国,得先救老百姓。”
说起来,张云逸那段“令人羡慕”的婚姻,也满是那个时代的无奈。
1914年,他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正要去海南龙济光部搞秘密工作,家里却给他办了亲事。新娘是同乡的王碧珍,一个出身穷苦、却识大体的姑娘。
那时候张云逸常年在外跑,夫妻俩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王碧珍从不抱怨,家里的田、公婆的起居,全靠她一个人扛。1916年,女儿出生了,张云逸赶回家,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可王碧珍却躲在被子里哭。
问了半天,张云逸才知道,她是因为没生儿子自责,那时候封建思想还重,“母凭子贵”的说法刻在不少人心里,王碧珍怕张家断了“根”,更怕娘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
张云逸劝她:“现在都民国了,哪还有那老规矩?我干革命就是要反封建,家里咋能搞这套?” 王碧珍嘴上应着,心里却还是没放下。后来她想再生一个,可常年的操劳已经把身体拖垮了,一直没怀上。
那时候张云逸已经当上广东揭阳县县长,在外人眼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王碧珍更着急了,按当地旧俗,男人结婚5年没儿子,正房就得帮着找“二房”,不然会被人说“不懂事”。
1923年,王碧珍去理发,遇到了理发师韩碧。这姑娘才19岁,父母去世得早,她就一直跟着远房亲戚讨生活,手里的理发手艺是唯一的活路。王碧珍跟她聊了几次,觉得这姑娘老实本分,就开门见山:
“我男人常年在外,我没生儿子,你要是愿意当他二房,我把你当亲妹妹待,以后你就有个家了。”
韩碧从小没家,“安定”两个字对她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她犹豫了几天,最终就点了头。王碧珍选了个好日子,自己当主婚人,让女儿抱着一只公鸡代替新郎,把韩碧迎进了门,按当地规矩,新郎不在家,就用公鸡“拜堂”。
过了几个月,张云逸回家探亲,一进门就看见灶台边站着个陌生姑娘,还以为是客人,笑着说:“咋让客人干活?快坐屋里去!”韩碧脸涨得通红,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王碧珍赶紧过来,帮他脱外套:“她是韩碧,我给你娶的二房。”
这下张云逸可就有些火了,推开王碧珍的手:“你咋不跟我商量?我最反感这套封建规矩!”他又转头对韩碧说:“姑娘,委屈你了,明天我送你回去。”
可王碧珍哭着说:“小韩没家了,你让她去哪?都是我没用,没给你生儿子。”韩碧也红了眼:“我已经拜过天地了,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看着两个女人的眼泪,张云逸最终还是心软了。他知道王碧珍是一片苦心,韩碧也是个苦命人。最后他叹了口气:“留下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韩碧进门后,家里的担子轻了不少。
王碧珍待她真像亲妹妹,两人一起做家务、带孩子,张云逸回家时,能吃上热饭,能听见孩子的笑声,心里也踏实了不少。婚后不久,韩碧也果然生了个儿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张云逸只能躲进地下,后来又被派去广西,跟邓公一起筹备百色起义。
这一去,就是8年。张云逸成了红七军军长,在广西的山里打游击,跟家里断了联系。王碧珍和韩碧带着两个孩子,在广州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为了糊口,韩碧重操旧业,在街上摆了个理发摊,每天挣几个铜板,勉强够一家四口吃饭。
1937年,日军轰炸广州,王碧珍在空袭中没了,韩碧抱着孩子躲在防空洞里,等轰炸停了,回家只看见一片废墟,她哭着找了半天,才找到王碧珍的遗体。
那时候张云逸正在香港搞抗日统一战线,韩碧打听着他的消息,带着儿子一路找到香港。见到张云逸时,韩碧哭得说不出话:“王姐没了,我找了你8年。”张云逸抱着妻儿,眼泪也掉了下来,他欠这两个女人太多了。
没过半年,张云逸要回延安,韩碧想跟着去,可张云逸说:“一起走目标太大,等我安排好就来接你们。”韩碧只能留在香港,继续靠理发养活自己和儿子。
1939年,组织上终于派人来接他们,母子俩跟着工作人员往新四军军部走,可走到安徽无为县时,被国民党顽军扣住了,顽军知道韩碧是张云逸的妻子,赶紧给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蒋介石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张云逸得知消息,急得睡不着觉,立刻给蒋介石发了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我弃家抗战,家属没享过优待,反而被你们扣押!炮火里没死于日寇,倒要遭自己人的毒手?请立刻释放我的妻儿和随行官兵!”
可蒋介石装聋作哑,根本不搭理。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面,在重庆找到蒋介石,跟他摆道理:“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扣着抗日将领的家属,传出去对谁都没好处!”蒋介石怕舆论反噬,才在几个月后把韩碧母子放了。
韩碧带着儿子见到张云逸时,儿子已经瘦得不成样,可还懂事地说:“爹,我没哭,我知道你会来救我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被派回广西,这里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中央让他当广西省委书记、省主席,还要兼广西军区司令员。
那时候广西刚解放,土匪还没清完,老百姓日子过得苦。张云逸没住在省委大院里,经常穿着布鞋下乡,跟农民一起在田里干活,听他们说心里话。
他知道广西工业落后,就从上海调了一批纺织机、造纸机,亲自盯着工人拆机器、装船,运到柳州建厂。当地干部说:“张主席不像个大官,倒像个老工人,机器怎么装,他比我们还懂。”
韩碧那时候当了广西保育院的第一任院长,她没读过多少书,就跟着老师学文化,每天早早到保育院,给孩子们梳头、喂饭,孩子们都喊她“韩妈妈”。
可没过两年,张云逸的身体垮了,经常咳嗽、发烧。韩碧看着心疼,主动辞了保育院的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他。
1953年,韩碧到了更年期,加上以前被国民党扣押留下的心理阴影,突然得了精神分裂症,有时候她会突然掀翻桌子,有时候会跑到海边脱衣服往水里跳。工作人员劝张云逸:“把韩大姐送到精神病院吧,这样既能治病,也不影响您休息。”
张云逸摇了摇头,眼圈红了:“她跟我受了一辈子苦,小时候乞讨,后来被扣押,现在生病了,我要是再把她送走,她该多害怕?这病光靠药不行,得有家人陪着。”
从那以后,张云逸每天早上陪韩碧散步,晚上给她读报纸,周末带着儿子、孙子陪她玩。医生说这病很难好,可在张云逸的照顾下,两年后韩碧竟慢慢好转了,还重新穿上军装,当了张云逸的生活秘书。
1955年授衔时,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可中央给了他元帅的待遇,因为他的资历太老了:同盟会时期就跟着孙中山,比朱德还早两个月入盟;红军时期是红七军军长;抗战时期是新四军副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毛主席说他“老成持重,威望颇高”,就连周总理见了他,都要喊一声“张大哥”。
可张云逸从不摆架子。他住的房子旧了,工作人员想帮他翻新,他说:“能住就行,别浪费钱。”
1974年11月,82岁的张云逸躺在病床上,最后对家人说:“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毛主席的兵,跟着党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