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后期，社会动荡，政局动荡不安，国家的综合实力逐渐衰退，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断加剧。从元文宗也孙铁木耳去世（1328年）到元惠宗妥懽贴睦尔逃离大都（1368年）这四十年间，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始终没有停歇。

首先，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也就是蒙元的黄金家族，与其他外姓蒙古贵族之间的对立日益激化。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被视为元朝皇室的始祖，他的子孙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家族”，拥有继承大汗之位的优先权。然而，随着蒙古帝国扩张，拖雷的弟弟们，如窝阔台、察合台、旭烈兀等人建立了自己的汗国，久而久之，这些人不再愿意接受黄金家族的领导，权力斗争也逐渐加剧。

元朝的历史几乎就是黄金家族和外姓贵族争夺大汗之位的历史。元文宗去世后，元武宗图帖睦尔继位，他试图通过任用一批能干的大臣，推行改革来稳住国家局势。但元武宗在位仅几年便去世，他的弟弟元仁宗即位。元仁宗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以儒治国”的主张，并首次在元朝推行科举制度。

九年后，元英宗继位，继续沿用“以儒治国”的政策，实施“助役法”来减轻百姓的负担。然而，好景不长，1323年，元英宗在返回上京的途中被图帖睦尔发动政变刺杀。图帖睦尔继位后，继续推行儒政，并在文化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被称为元文宗时期。

元文宗死后，元朝的皇位继承问题愈加混乱，实权几乎名存实亡。各地的军阀、藩王以及蒙古贵族纷纷自立为王，互相争战，元朝的国力迅速衰退。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加激化，各民族的利益诉求纷争不断，许多民族的领袖趁机崛起，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大夏国的建立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下，大夏国的开国君主——明玉珍应运而生。明玉珍并非贵族出身，他出生在湖北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湖北是元朝统治下腐败和压榨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当地百姓长期遭受重税、土地侵占、财物掠夺和人口奴役，生活在极度的苦难之中。明玉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353年发起了农民起义，开始与元朝暴政对抗。

明玉珍的起义军先后占领了湖广、湖南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自称“陇蜀王”。1363年，在刘桢等人的支持下，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定都重庆。明玉珍的目标是推翻元朝，恢复汉族的尊严，建立一个统一的汉族王朝。

他登基后立即断绝了与元朝的外交关系，宣告两国敌对，并与朱元璋的西吴政权建立了盟友关系，互相支持，共同抵抗元朝的压迫。明玉珍认为，只有汉族团结一致，才能够推翻元朝的暴政，恢复中华盛世。

与此同时，元朝为了保住江山，计划北迁并建立北元政权，撤离了中原地区的驻军，使得中原的兵力空虚。明玉珍与元朝断交后，并未引发元朝强烈反应，元朝更关心的是自身安危，而非大夏国的威胁。明玉珍和朱元璋的合作也为两方夹击元朝创造了有利局面，使得元朝的力量逐渐衰退。

然而，明玉珍未能长久享有江山，他在位仅仅五年便因病去世，享年38岁。明玉珍死后，他的儿子明升继位，但由于年幼且缺乏父亲的智慧和声望，加之其母亲性格软弱，导致大夏国政权逐渐走向衰败。明升在权力斗争中被外姓贵族操控，罢免了忠臣刘桢等人，任用了一些腐败无能的官员。朝廷腐败，民众不满，国家动荡不安。

1371年，朱元璋决定灭掉大夏国，统一全国。他派遣十万大军，由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将领指挥，进军长江，攻占了大夏的要塞和城市，最终在六月攻破重庆，包围了大夏的首都。明升无力抵抗，只能投降，至此大夏国灭亡，领土归明朝所有。

大夏国灭亡后，明升被送往南京，与陈友谅之子陈理一同软禁。朱元璋并未将他们处死，而是出于仁德和宽容的考虑，打算利用他们的身份影响力来打击其他反对势力。然而，陈理和明升都对朱元璋充满敌意和嫉妒，他们的内心充满迷茫和绝望。

朱元璋意识到他们可能成为威胁，于是决定将他们流放到远离中国的地方，选择了当时位于朝鲜半岛的小国高丽。高丽国当时处于明朝和北元之间的夹缝中，不能得罪任何一方。朱元璋将陈理和明升送往高丽国，并要求高丽国国王李成桂好好看护他们，不许他们回国。

明升在高丽的第二年娶了高丽王族的女儿为妻，从此他的后代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逐渐成为韩国的一个大姓。时至今日，明升的后代仍然保持着中原的习俗，使用汉语与亲戚交流，定期回中国祭祖。

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江北区发生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挖掘出一座元末农民起义领袖的帝陵——这就是明玉珍的陵墓。该墓葬是重庆唯一的帝陵，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农民起义领袖墓葬，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在明玉珍的墓葬中，一块名为“玄宫之碑”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这块青色石碑高1.45米，宽0.57米，厚0.235米，碑首呈八角形，刻有“玄宫之碑”四个篆字，碑文共1004字，主要记录了明玉珍的生平事迹。这块碑文不仅补充了史书中的空白，也纠正了一些历史错误，是研究明玉珍及大夏国历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