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中国人能够自由剪辫子的权利，并不是民国时期才出现的。早在清朝末期，朝廷就曾颁布上谕，正式允许臣民剪辫，而非正式的默认自由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大清时期，辫子不仅仅是一种发型，更是一种政治象征，代表着对满清政权的认同。敢于反抗留辫制度的人，就被视作大清的敌人。清初甚至实行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两百多年过去，恐惧感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清末，多数汉人已经不再意识到辫子最初是满人的专利，反而把剃发留辫当作汉族传统来维护。谁若敢攻击辫子，就等于触碰祖先信仰，自然会引来激烈反应。甚至一些满人也误以为辫子是汉人的习俗，辛亥革命后有人剪辫来抗议革命。

普通百姓信息有限，不知道历史细节很正常，读书人明白却不敢言，革命党人了解事实，而愚昧者往往对革命思想免疫。史学大师钱穆回忆，自己小时候甚至不知道皇帝是满人，直到老师提问，他才恍然大悟，父亲进一步解释后，他才明白民族身份的差异。这说明，历史的知识并非人人天生具备，而是需要教育和启蒙。

戊戌变法前，辫子仍是清廷的红线，普通人只能歌颂、不能质疑，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敢于质疑的人往往不是普通人，比如外国人。西方人对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感到不可思议，尤其英国人，他们长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之一，辫子和小脚为滑稽漫画提供了素材。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访问李鸿章，两人就服饰发型展开讨论。森有礼认为日本改革服饰是为了方便劳动、追求富裕，而李鸿章则坚持祖制，认为衣服旧制体现祖宗遗志，应传承下去。与此同时，大清派往美国的幼童留学生中，不少被西方同化，剪辫、信基督，清廷震惊，召回并进行思想教育。

中国人能够自由剪辫，第一个公开倡导者是康有为。尽管有人批评他是政治投机者，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敢于提出改革方案，为清廷指明方向，其勇气和视野值得肯定。1898年，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向光绪皇帝上《断发易服改元折》，列出留辫弊端，如影响国家形象、劳动生产、安全、军事训练、不卫生、被外国人嘲笑等，建议皇帝率先剪辫。光绪未采纳，但也未处罚康有为，这为后来改革打开了先例。

比维新派更激进的革命党早已开始剪辫，以示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在日本剪辫穿西装，冯镜如成为第一批剪辫的在日华侨，承受巨大压力。随后，留日学生掀起剪辫风潮，为抗俄运动和留学生维权做准备，即使清廷派公使干预，也无法阻止学生行动。周树人、邹容、陈独秀等人纷纷剪辫，成为时代象征。

剪辫风潮逐渐传回国内，江南的新式学堂学生、新军、新式警察开始偷偷剪辫，虽然初期只限少数人，但辫子已不再是绝对红线。清廷内部开明派也尝试推动改革，但保守势力反对。1910年资政院议案通过剪辫议题，清廷上谕仍不允许，但实际上已默认民间可剪辫。1911年上海举行声势浩大的剪辫大会，学界也纷纷响应，学生剪辫已不再惧怕处罚。

武昌起义后，全国十四行省宣布独立，清廷权威崩塌。在袁世凯推动下，1911年12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允许臣民自由剪辫。至此，官方层面废除了辫子。两个月后，大清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剪辫阻力最大的并非清廷，而是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民国时期，政府还曾派军队下乡强制剪辫，甚至造成意外伤亡。直到1928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禁蓄发辫条例》，才彻底规定公民剪去辫子。

简而言之，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两点：今天中国人自由剪辫的权利，是由先行者以勇气和牺牲争取来的；历史的进步，往往需要敢于突破传统、敢于冒险的人来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