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便有修史的传统，这为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地回溯历史提供了基础。然而，历史的传承有一个前提——前朝的文献记载。以清朝修撰《明史》为例，史书的内容是基于明朝本身的《明实录》等资料编写而成。如果没有这种实录性质的文献，即便史官们竭尽全力，也无法准确记录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但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夏朝。夏朝作为中国的“第一王朝”，其历史在周代的史书中多次提及，甚至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多种文献被引用，单是《左传》就引用了《夏书》15次。在西汉所撰《史记·夏本纪》一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夏朝君主的世系，还对远古时期的大禹事迹有了较为具体的记载。《吕氏春秋》中提到，“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孔子也在《论语》中提到“我欲观夏道”，这表明后世对夏朝历史的记载，既来源于夏朝本身的文献，又源于夏朝后裔——西周封国杞国的传承。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当前的考古发现并未能支持夏朝有文献传世的说法。学术界普遍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代中晚期的遗存。经过60多年的发掘，虽然发现了大型宫殿、青铜礼器和手工作坊，但始终未能找到文字资料。根据《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的研究，虽然发掘出30多种“刻画符号”，但没有发现成组的纪事文字。符号与文字的区别在于，符号通常只是表示单个物品的用途或归属，像简笔画一样，而文字则能记录事件并被广泛理解。

事实上，中国古代刻画符号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就发现了类似符号。这些符号多为单个体出现，用以表示器物的归属或用途，可以视为文字的前身，但它们并不算真正的文字。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刻画符号，并不能证明夏朝拥有文字。那么，若夏朝的文明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却依然没有文字，如何传递政令和历法呢？

令人不解的是，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二里头文化显示了文化跨地域整合的特点，意味着此时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没有文字的夏朝如何管理国家，如何交流信息呢？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显现出文字的雏形，为什么到了夏朝却突然消失了？

仔细分析，夏朝的历史记载是通过后代文献流传下来的，而这些文献并非口耳相传。夏朝所记录的历史内容在先秦文献中被精确整理，语言简洁明了，这显然不可能仅靠口述流传。因此，夏朝的历史必定依托于某种文字形式。

然而，二里头的考古发掘未能找到文字，这让人不禁疑问：夏朝的历史究竟是如何传世的呢？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要提到商朝。商朝的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这为后来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依据。学者们认为，甲骨文不可能是最早的文字，商朝之前一定有更早的文字系统。其实，《尚书》中的记载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字保留了图画形态，描绘的是“串系两条绳子”，这与竹简形态相似，表明商朝的历史是通过其他载体传承下来的。

甲骨文主要用于祭祀，占卜之后即埋葬，并非为了历史传承。商朝的简牍文献，才是商朝历史的真正载体。而这些简牍并未保存下来，幸好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得以了解商朝的一些历史。

那么，夏朝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传承呢？夏、商、周三代的文字载体大体有四种：陶器、青铜器、竹简和甲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属于民间文字，用于标识器物，而青铜器上的金文则是官方文字。尽管夏朝没有在青铜器上使用文字，考古发现表明商朝中期才开始在青铜器上刻字，西周时期才出现较多的铭文。

至于甲骨文，商朝使用的是占卜文字，夏朝并未采用这种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何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中没有出土夏代的甲骨。考虑到这些因素，夏朝历史记录的唯一可能载体便是竹简。然而，竹简由于容易腐朽，因此很难保存下来。

除了竹简外，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炅”字，可能指代与农业和祭祀相关的职务，这一符号出现在距今800年的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显示了当时的部分群体已使用特定符号，而这些符号在后来的夏朝历史记录中可能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良渚文明中的“臣”字也出现在二里头遗址中，虽然这些符号还处于雏形阶段，但它们表明文字的传播早已开始，且主要通过神权群体进行传承。商朝之前的历史，不仅依赖史官的记载，还依赖祭祀和天象占卜中的巫师群体传递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