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之战中，吴惟忠和骆尚志两支南兵的表现一直备受争议。朝鲜官员曾吹嘘这两支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认为他们是“提督攻城取胜，全靠南军”，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先来看骆尚志部，虽然被称为“南军”，但这支部队的兵力相对较少。骆尚志是从大同起家的将领，参将职位也是因其浙江余姚籍贯而被归类为“南兵”。他所带领的南军约有600名士兵，且多为新招募的兵员，实际作战经验有限。而吴惟忠部的规模较大，约有3000人，但他们的组成也并不完美。吴惟忠部由2100名南兵和900名台兵组成，且这些兵员也并非长期训练的精兵。

另外，和吴惟忠、骆尚志并列的王必迪，在平壤之战中表现平平，后来的史料中几乎没有提及这支部队的具体贡献。至于戚金，他是戚家军的将领，领导了1000名步兵，但在这场战斗中也并没有突出表现。

平壤之战前的两天，南兵并未直接发动进攻，而是先派兵进行试探性攻击。第六天，朝鲜联军派出南兵和朝鲜士兵一起攻打牡丹台，试图了解日军在平壤城的防守情况，但未能成功。这一战之后，正式的攻城任务才开始。吴惟忠负责攻击牡丹峰，而骆尚志则被安排负责含毬门的防御。

平壤的地理形势对进攻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城内的日军利用地形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南兵所负责的部分，正好是对日军的一次试探。吴惟忠所攻打的牡丹峰，实际上是日军重要的防守位置，而成功占领这一高地，便可以打击日军的指挥和战斗力。但由于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土窟，吴惟忠虽然奋勇作战，但最终未能完全占领牡丹峰。

与此不同，骆尚志负责的含毬门，虽然同样面临敌军的阻挡，但这个位置相比牡丹峰来说防御较为薄弱，且距主攻方向较远。因此，骆尚志部主要起到了牵制作用，阻止日军增援。实际战斗中，骆尚志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士兵攻占了含毬门并竖起了大旗，但整体战斗效果远不如预期。

尽管如此，两支部队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仍然得到了朝鲜方面的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在战斗中勇敢无畏，且为主攻部队的成功做出了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吴惟忠部并未完全攻占牡丹峰，而骆尚志部虽然立下了“先登”的功劳，但也只是牵制敌人，并未实质性突破日军防线。

关于“先登”的争议也一直存在，多个版本的历史解释中都提到，有些将领甚至在战斗后争抢这一荣誉。但事实上，这种“先登”并不是指全军谁最早登上城墙，而是指各个进攻方向的兵力争先。比如杨元的“先登”并不是整个战役中的“先登”，而是他所在的小西门一线的成功。

至于吴惟忠和骆尚志二部的整体贡献，不容忽视。吴惟忠部凭借火炮优势，成功攻占了密德土窟，并成功拖住了日军的火力。而骆尚志虽然身负重伤，但依然奋勇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然而，这些战果并不足以让两支部队成为主攻力量的“主力”。在宋应昌的军功表中，吴惟忠和骆尚志的战功被提及，但他们的表现并没有得到与实际战果相符的评价。

再来看蓟州兵变中的情况，有人声称南兵的表现至关重要，但实际上，南兵在初次援朝时并未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后期独立作战时，南兵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在安康之战中，南兵遭遇了日军的反击，最终并未取得胜利。

总体来看，吴惟忠和骆尚志部的表现虽然不容忽视，但过分拔高他们的贡献并不公平。在平壤之战中，他们主要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而非决定胜负的关键力量。至于那些带有情绪化的褒贬评价，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看待这些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