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的一个傍晚，南满野战军接到了一封来自哈尔滨的紧急电报。电文简短，却足以让指挥部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国民党东进兵团已分三路南下，主力直逼临江。守住临江，南满的局势就能稳住；若临江失守，南满的防线就会被撕开一道口子。电报最后附上了一个指示：三纵和四纵立即准备协同作战，第四次保卫临江的战役即将打响。

很快，联合指挥部成立，曾克林被任命为总指挥，韩先楚为副总指挥兼前线调度。两人曾多次并肩作战，但这一次，地图一铺开，意见就开始出现分歧。曾克林建议先稳住外围，逐步推进；而韩先楚则直接指着临江中路冷冷说道：“先打最硬的那一口。”会议桌上没有争论的声音，只有一根根烟悄然燃尽。最后，东总通过电话确认了韩先楚的方案：集中力量，歼灭敌89师，打碎敌人的锋芒。

这一消息迅速传到部队，引起了不少讨论。三纵和四纵本就并肩作战多年，互相了解。虽然这次方案是由四纵司令韩先楚提出，但三纵的官兵并没有异议，大家心里明白：只有打赢，才有资格争论。

至于兵力，四纵和三纵加起来不过四个师，总共两万四千人，而敌人却有十二万人，整整十一个师。人数和火力上的差距几乎无法弥补。韩先楚将这个差距放在一边，决定采取极端的办法：四个师全力咬住敌中路一个师，封住两翼的增援，其他的暂时不管。虽然看起来冒险，但在韩先楚眼中，这才是唯一能够获胜的机会。

战前动员时，韩先楚把三纵9师的师长徐国夫叫到帐篷里，指着地图轻声说道：“你们要挡住敌人的两个团，必要时一个师也得挡住，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守住。”徐国夫没有多说，只是点头答应：“保证阵地不丢。”夜风呼啸，帐篷外的景象仿佛时间静止了。

战斗的阻击阵地选择在荒岭和山口交界处，地形如扇面，恰好卡住了敌人中路与侧翼的通道。9师迅速占领了制高点，三天内严密防守，连侦察兵都不敢露面，连水也都是晚上偷偷用猫耳洞穿行而来。6月11日凌晨，敌人的炮火首先打响，山口震得巨石滚落，炮火如火车头般接力轰击，十分钟内炮弹覆盖了整个高地。炮火停歇后，敌人步兵如潮水般涌向阵地。

第一次进攻如密集的网，9师两个营顶在最前沿。阵地上没有完整的战壕，士兵们藏在坑道、石壁和树干间，等着敌人靠近再开枪。敌人按照教科书的战术分散进攻，但每当他们靠近，便被掷出的集束手榴弹炸得退回。三次进攻下来，死伤惨重，前线无线电依旧没有任何声音。

下午一点多，敌暂编20师也加入进攻，推上一个团。徐国夫冷静地调派了一个营去守住侧翼。这个营的位置极为刁钻，虎蹲炮和机枪交叉火力，敌人被压制在半坡上无法前进。到了傍晚，敌人终于不得不轮换为强攻，两个团拼命冲上来。阵地上血肉横飞，枪身烫得无法握住，班排之间相互掩护，用石头和刺刀拼死抗争。

“再退半步就要崩溃了！”电话线那头的值班员急切地喊道。但徐国夫冷静回应：“死守，绝不放弃。”随后，他命令将最后两箱迫击炮弹推进前沿，并派出两个排进行反击。夜晚八点，敌人终于撤退，丢下了一片焦土。

与此同时，中路的主攻部队终于找到了敌89师的位置。韩先楚亲自指挥，发布了“贴身短打五百米”的命令。麻雀山上火光翻滚，战士们扛着轻机枪直接冲进敌人的战壕。四小时后，敌89师两个团被彻底消灭，整师垮掉。那一夜，俘虏队排起了长队。

第二天清晨，整个敌军89师被歼灭的消息传来。徐国夫迅速做出决定，命令9师反击，炮口迅速转向，三团一起冲出阵地，直接切入敌184师的侧翼。敌人反应不及，工事尚未完全修整，团部就被击溃。中午时分，9师收回阵地，缴获了大量武器，俘虏了上千敌人，伤亡不到前夜的三分之一。

战斗接近尾声，临江城北的开阔地上举行了战后总结。韩先楚走在人群中，停在徐国夫面前，真诚地说道：“这次胜利的功劳是你的。”周围的战士们刚准备鼓掌，徐国夫却急忙摆手：“司令，伤亡其实不大。”这简短的几句话，引得周围指战员忍俊不禁。大家都明白，原本他们的伤亡估计可能高达五分之四，但他们坚持住了。

这场战役，韩先楚后来总结为“主攻与阻击的绞链战法”。这四个字简单，却需要以鲜血和生命来支撑。临江阻击战虽结束，但南满的战火依旧没有熄灭。随着东北人民解放军逐步展开战略反攻，三纵和四纵分别扩大为兵团级单位，但“临江血火”这四个字始终在官兵们心中铭刻。

有人曾问徐国夫，当年是否觉得那个命令过于苛刻？徐国夫只是笑了：“战争中没有选择，挡不住的就是失败。”一句话，道出了战争的残酷与现实。

临江的战斗，至此结束。这支人数较少、装备简陋的队伍，凭借着果敢的指挥与坚决的阻击，将敌人困在山谷中无法脱身，也为东北战场注入了强大的信心。韩先楚对9师的表扬，既是对他们胜利的肯定，也是对这种少胜多的战术给予的最高褒奖。而“伤亡不大”则反映了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好了付出巨大牺牲的准备，但始终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