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又称“番批”，是指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它是广东、福建两省侨乡特有的文化现象，当中以广东为突出，广东又以潮汕侨批最为著名。潮汕侨批内容十分丰富，被众多学者推重为“史料矿床”，具有极大历史文化遗产价值。2013年6月19日，侨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是广东第一个世界记忆遗产。研究潮汕侨批所体现的海外潮人的高度责任感，无疑是一项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

一、潮汕侨批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

主人翁就是当家作主的人，国家主人翁就是国家的主人。主人翁责任感就是忠诚度。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就是对国家的忠诚度，就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益。爱国主义是高度国家主人翁责任感的重要体现。潮汕侨批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内容，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

潮人向海外移民以生活困窘所迫者居多，其数量约占69.9%。离乡别井的潮汕移民在南洋各国谋生，普遍遇到的是艰难重重。特别是到了近代，许多被西方殖民者贩卖到南洋充当苦力的移民，更是普遍受到资本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欺凌。如若遇到反华排华浪潮发生，他们连起码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这种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弱国小民的切肤之痛，使他们倍加思念祖国，想念家乡。他们以浓重的根的情结，时刻关注着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家乡的境况，把祖国和故乡作为自己效忠的对象。热爱家乡，报效祖国，一直成为他们的道义追求、价值取向和行动实践。无论是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战争，海外潮人总是克服一切困难，通过多种途径，采用各种形式，不遗余力地从道义精神上，钱财物资上，支援祖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侨批就是当中一种重要的形式。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海外潮人对祖国、家乡亲人的安危极为关切。在寄回家乡的批信中，许多侨胞表达众志成城，抗击日寇的决心。1938年的一件侨批这样写道：“在此国家千钧一发，最贵要的自然是经济问题。战争军备，不外于此矣。人力心力，在于人民决持。然而我们既是国家的一份子，也须当努力，使解燃眉（之急）而得到胜利。铁蹄之下，中国更一跃而上天矣”。

抗战期间，不少侨批印有抗日歌的戳印：“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习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贼”等，积极声援祖国抗战。

众多海外潮人踊跃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募集大批钱款，通过银行寄汇或侨批寄回祖国、家乡，支援抗日前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越南潮籍侨胞黄伟卿、陈星阁等，就先后汇款2600大洋，慰问东北马占山抗日部队和在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1879年出生于澄海东里镇南畔洲村的蚁光炎，在抗战爆发后，领导了泰国中华总商会，积极脱销抗日救国公债，开展抗日募捐活动。旅泰的青年侨领苏君谦与同乡挚友郭子纲、黄奕，捐出200元国币，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办学经费。这笔款就是通过“口批”（即寄批人口头讲定）的方式，由增顺批局送到家乡澄海信宁村的挚友詹欧波手里，再由他转交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8年9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特地联名复函，对苏君谦3人的爱国热忱，“殊堪钦敬”。

对国家而言，民众的责任感反映其国民素质的高低。在任何社会中，先进阶层要实现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就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赤胆忠心的战士。数以千百计的潮汕侨批，凝聚着海外潮人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情，是海外潮人高度国家责任感的历史见证。

二、潮汕侨批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所谓社会，就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有机体，是人们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管理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都必须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社会责任感是人的一种基本义务，一种重要的品质。社会责任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每个人在心里和感觉上对其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主要应该具备三点品质：坚持道德上正确的主张或真理；坚持实践正义原则；愿为他人作出奉献和牺牲。社会因有一个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而变得更加美好，而发展得更加健康有序。

潮汕侨批体现了海外潮人高度社会责任感。海外潮人不仅勤劳勇敢，而且乐善好施，只要故里乡亲遇灾难，他们都各尽所能，通过银行寄汇或侨批解囊相助，尽心尽力，回报社会。

1918年2月13日，潮汕地区发生地震，潮州韩江北堤堤身松动，有崩塌的危险。泰国潮籍侨领郑智勇得知后，慷慨捐资给家乡加固堤防。工程完成后，乡绅民众在此堤建起一座“郑公智勇纪念碑”，表彰他的善举。由于受地震的影响，韩江南堤也有决堤的危险。郑智勇闻讯后，再次捐资作为修复之用，并派他的儿子、侄子回潮州主持这项工程；委托往返于曼谷和汕头之间的五福船务公司轮船，运载大批修堤物资到汕头，然后转运到南堤工地，直至1919年8月竣工。加固南北堤的总金额达到38万银元，为此，家乡绅民在南堤首段再建“郑智勇纪念碑”。

1922年8月2日，强台风袭击潮汕，造成严重自然灾害，共有3.45万民众死亡。海外潮人对此万分关切。8月20日，由泰国中华总商会组织的暹罗潮州台风海潮赈灾会宣告成立，并设有筹捐处。侨胞不分商户、职员和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募得救灾款25万铢。新加坡的许多侨胞闻讯之后，自动地给家乡寄去救灾款，总额不下20万元。

海外潮人的另一项善举，就是捐资在家乡施医赠药、兴建医院。早在1916年，郑智勇就捐巨资在潮州城南门兴建潮州福音医院，并给贫苦民众施医赠药。1922年，潮汕地区受“八.二”台风的袭击，许多地方疫病蔓延，病人急待救治。此时，泰国的侨胞高晖石等纷纷捐出20万银元，在家乡澄海创建医院，并在陈家祠设点，给病人施医赠药。1929年，潮安、澄海、饶平3县的海外侨胞，共同捐资创建潮澄饶顺天医院，接受附近各城镇乡村的病人就诊，一律免收诊费和药费。海外侨胞的这一善举，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潮人对家乡的赈灾款，兴建医院、学校、修筑堤防的善款，主要是通过侨批局银行汇寄的。关心社会，回报社会，潮汕侨批默默无闻地承受着，始终不渝地坚守着。数以万计的潮汕侨批充分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三、潮汕侨批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集体责任感

所谓集体，是指执行有益社会职能的高级形式的群体。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每个人都必须一切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前提，关心集体利益，不做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勇于和损害集体利益的人和事做斗争，珍惜集体荣誉。这就需要每个人都具备高度的集体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就是为了集体荣誉规范而自己的行为。集体责任感也是人的一种基本义务，一种重要的品质。没有集体责任感，或者不负责任，必将使集体荣誉受损；没有集体责任感，或者不负责任的人，必将受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早期漂洋过海的潮人，由于出国前都是处在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世世代代各依乡井，把土地作为生活的根本，将农耕作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子嗣的重要途径，所依赖的是一种既淡泊又需付出艰辛劳动的乡村生活，祖祖辈辈与故乡的土地结下根深蒂固的不解之缘，也即地缘。这种地缘关系培育了浓重的乡土观念，铸就了强烈的重土心理。“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乡土观念、根的情感，深深地铭记在每一个潮人的心中。他们无论走到那里，都对故土和家园存在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和依恋。他们寄身异域，心系故里。在他们看来，家乡发展了，他们生活的心情就会舒畅；家乡富裕了，他们做人的腰板才会直起来，硬起来。因此，他们在海外刻苦耐劳，艰辛奋斗，省吃俭用，积攒财富，不遗余力地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侨批就是一种重要的形式。

其一、踊跃投资兴业。据统计， 1889至1949年，潮籍侨胞寄回批款（侨汇）在汕头投资兴办企业的资金，折合人民币共达5300多万元，其中1889至1919年和1927至1937年最多，分别为1527多万元和1589多万元。解放前汕头的侨办工业，占全市民族工业的50—60%。1929年前后，汕头市的2000多座新建楼房，有2/3是靠华侨的汇款建成。

其二、积极投资商贸业。潮籍侨胞通过银行寄汇或侨批投资汕头的商业企业有 216家，投资额1011万元，在侨胞投资的各行业中居第2位，仅次于房地产业，其中进出口商最多，有86家，投资额401万元。

其三、推动了潮汕金融业的发展。在近代潮汕地区的金融业中，不少银庄兼营侨批业务或以经营侨批业务为主。侨批业务给这些银庄注入了活力。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满腔热情参加祖国经济建设。 1955年，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正式成立后，便以股份的形式吸收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汇款投资认股，每股人民币100元，凡投资满12年者，可于年终结算后领回股本；期满后如自愿继续投资，仍受投资优待办法的优待；投资者如需要将股息汇往国外，华侨投资公司可代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手续。海外侨胞热烈响应，并通过侨批局寄批款回家认购。泰国侨胞李弼盛就通过振盛兴批局寄回批款港币200元。侨批寄达汕头之后，侨批封的背后加盖“特准批信局”的邮戳，批款由汕头中国银行办理结兑手续，然后由他委托的代理人杜静群填写“华侨投资公司”认股登记表。

持续不断的侨批业，有力地促进了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饶宗教颐先生评述的，“都市大企业冀公益、交通更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更有十之八九系出华侨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潮州经济之发展，以华侨力量为多，而有造于侨运直发扬，应推华侨汇寄直侨批业”。

对于海外潮人来说，家乡的亲人就是一个充满亲情的群体，就是一个大集体。封封侨批，情真意切，这是绿叶对根的回报，集中体现了海外潮人的恋根情结，是海外潮人感恩报恩的充分反映，更是海外潮人高度集体责任感的历史见证。

四、潮汕侨批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家庭责任感

家庭是以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家庭是社会的一种初级群体，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都生于家庭，长于家庭，又结婚组建新的家庭。完全可以说，人是离不开家庭的。家庭责任感就是尽到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责任，心甘情愿地尽力为家庭付出，在享受家庭快乐的同时，分担家庭的烦恼与忧愁，甚至各种不幸与灾难带来的痛苦。

潮汕早期的海外移民，原本皆因生活所迫。由于无法携老带幼，举家同行，加入移民行列的只能是身强力壮又具有冒险精神的单身男子，由此造成了一家的人骨肉离拆、隔洋两分的局面，留下的多数是属于妇孺老弱而又丧失生产、生活资料之辈，他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只得依靠外出谋生的亲人汇款接济。许多初抵南洋谋生的移民，不管自己境况如何，都首先要给家里寄平安批，既用文字向家人禀报平安，敦嘱家人保重身体，和睦相处，共度难关，同时都付上一点钱，从道义及行动上承担起对家庭、亲人的责任和义务。

澄海籍侨胞陈鸿程，上世纪20、30年代前往泰国谋生。他和妻子、几个儿女在海外，留下长子陈修贤与三个孙子陪伴在家乡的母亲。1975年农历4月底，陈鸿程的母亲不幸摔伤。他闻讯以后心急如焚，于5月初一写信给母亲。信中写道：“慈亲大人尊前敬启者，今天由朱锦渠邮信内云及，母于上月底不幸跌伤，势颇严重，恕儿在外未能晨昏奉侍，实深遗憾。伤势如何，祈续示知，兹付港银伍佰元，为大人留身边零用”。与此同时，陈鸿程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长子，一再叮嘱他要细心服侍祖母。在这期间，泰国政局动荡不安，各行各业一落千丈，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将来何日变作难民，恕难预料”。但陈鸿程仍克服困难，先后两次，寄回港币400元，供母亲治伤。

侨胞陈宏烈的四个儿子集允、集亮、集祥和集轩先后出洋旅居新加坡后，便不断地寄侨批回家里，共有500多封，最早是1912年。以1930年集允、集亮和集祥三兄弟（当时集轩尚未出洋）寄回的侨批为例，从1月1日起至12月25日止，每月都有批款寄给他们的母亲。大哥集允先到新加坡，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就寄得多一些，每月稳定在20元，有时40元；集亮开始比较艰难，一个月只寄2元，后来事业有了发展，一个月寄30元，1931年元月多达70元。后来小弟集轩赴新加坡，就加入寄批行列，直到1958年仍寄批给他的嫂嫂和侄儿，每月寄的批款为港币60元到75元。

许多侨胞虽在海外辛苦劳作，但对留在家乡的心头肉——自己的子女无限牵挂，时刻想念，想方设法，关心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关注他们的学业。马来西亚的侨胞蔡涌泉，在寄回家乡澄海程洋冈老家的侨批中，嘱咐儿子蔡金钱“切要谨慎从事，不可在外放荡，以免养成不良习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强调，“金钱在家或在外面，切欲学习正当事业，留心进取，不可闲游过日，以免颓唐”。

许多海外侨胞并不富裕，但在寄回家乡的批款中，特地拨出一部分作为供子女求学的专款。1934年出生于普宁流沙镇的朱诗发，其父母于1940年和1948年两度漂泊泰国谋生，主要是从事分发中文报纸和代办侨批业务，收入微薄但不断寄回批款，除赡养朱诗发的祖母和协助其伯父维持生计外，还为朱诗发和他妹妹求学提供费用。1955年8月，朱诗发考进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他正为学费担忧，父亲及时寄来了港币250元，解了燃眉之急。此后，朱诗发双亲仍不定期寄来批款，供他学习之用，直到他毕业留校当助教。

据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解放前，海外潮人寄回家乡的批款所接济的人口，约占总数的40%—50%，有些乡村约占70%—80%左右。海外潮人汇入的大量批款，大约有80%是用于赡养在家乡的眷属。汕头侨联的不少委员参观了侨批文物馆之后，都感慨地说：“我们是靠侨批长大的！”

一封封沉甸甸的侨批，体现着海外潮人永化不开、永挥不去，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和朝夕相处的亲人的无限思念与孝敬之心，体现着海外潮人对养育自己的父母及乡亲的浓重感激之情，更是体现着海外潮人爱家、想家、养家、护家的高度家庭责任感。

总之，潮汕侨批记录着海外潮人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承载着海外潮人与祖国、与家乡、与亲人的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情结，见证了海外潮人高度的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责任感。正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的强力支撑，海外潮人爱国爱乡爱家，为国家民族解放事业义无返顾地支持，为祖国与家乡建设事业不遗余力地支援，为家庭与亲人幸福安康尽责尽力地关怀。潮汕侨批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荣获世界记忆遗产，当之无愧！

作者：陈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