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夫子——言偃》第三十五篇

由常熟市政协文史委联合本地文史专家学者历时两年编撰而成。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言偃生平，以纪实为主；中编论述言偃思想，以评论为主；下编为言偃史存，汇集了家谱、史志、地方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言偃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被后人尊为“南方夫子”，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因其称为“文学乡里”。

言偃的传道育人

二、教育宗旨与重点

孔子私学主要分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偃专修文学，主要是典籍文献。官学时代，重要的典籍书册散失严重，错缺甚多。《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又云：“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这一整修工程，在其率徒周游列国返鲁后专注施行，又在礼、乐、书、数之外增加了射、御，合成“六艺”。

言偃身通“六艺”，成绩优异，孔子又亲授《礼记·礼运》，言偃记之成篇，还成为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其中， “大同”、“小康”之说，流传至今，应是最著名的论述。

《礼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是孔子所憧憬的理想国，他想效法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先王，回到远古时代三皇公天下的传说中。然而传说只是传说，为此他哀叹道：“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礼运》又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在家天下的现实中，通过礼治，可以达到小康。所谓“道”，就是以礼治国。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都是“谨于礼”的君子，士和君子唯有重道方是正道。

言偃认为心存大道、胸怀宏志，这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教育的宗旨。他认为教育者应当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把儒学的礼治精髓传授弟子，把弟子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抱负、高瞻远瞩、道德优良的人，使他们在治国安民中大有作为。言偃主张在教育中重本，以“道”为根本，努力培养忠君爱民、经世致用的士和君子，这一思想理所当然得到了孔子的赏识与赞同。言偃的主张也得到了学友的肯定与支持。有若评论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言偃主张教育重本，得到了广泛的赞同。

孔子在教育中强调德育的重要性，要求门徒“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德”字诞生于周，“直、心”为德，蕴含了刚直、廉正等意义。《论语·泰伯》中有两位先贤被孔子奉为“至德”，一位是泰伯，一位是姬昌（周文王），都是周人。泰伯和仲雍放弃继承权，让国南奔，这是孝父敬弟的高风亮节；西伯姬昌在业已得到大半诸侯的拥戴时，却没有犯上伐纣的动作，表现不同寻常。两位先贤都忠君爱民，且秉德执政，达到“至德”境界，应是大家学习的楷模。言偃生长在吴国，熟悉姬周的这段历史，应该会在教育门徒时以此为德育内容。

《论语·为政》记述了孔子与4个门徒论孝的答问。孝为百善之先，这是孔子德育的重要内容。饱暖给养，孔子说是犬马皆能。有了真心实意、体贴入微的“敬”，方能达到真正的“养”，方能问心无愧地说“尽孝了”。言偃敬受教诲，也一定对门徒教以孝德。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奉行“中庸”，认为“过犹不及”。超出或是不达，都属于有偏错。例如欢乐悲哀，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避免造成损害。言偃非常实诚地遵照孔子的教导去做，“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言偃信奉“中庸”，也会教导门徒履行“中庸”。他直面鲁国的司寇在委托自己管理“逡楚”的过程中损已又损人的无礼行为，毅然选择了辞别。他坚持以德为红线，并在学生面前展现了最有说服力的言传身教，树立了德高志远的光辉形象。言偃在出境游学时的艰难遇境，对照孔子当年因朝廷违礼而离鲁，其情状何其相似乃尔！

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也无论在讲堂或是野外，言偃都是仁、礼当头，道、德为先。

言偃在游学教学中，既重视道德树人，又重视仁礼育人。在仁教方面，他不但继承了孔子的学说，而且还结合实际情况有所补充和发展。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推行仁政德治即是孔子办学施教的目的所在。《论语·颜渊》篇有颜渊问仁的记载：“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精辟地阐述了克己与复礼、由己与由人的关系，以及克己复礼与视、听、言、动的纲目关系。

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心中没有了仁，礼乐只能徒具形式。孔子还明确表示：“当仁，不让于师。”因为老师本是宣教仁义的，爱师更应爱仁义。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言偃正是这样做的仁者。他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他认为，子张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只是还算不上“仁”，表达了对好友子张的殷切期望。

仁与礼关系密切。言偃是孔子私学中的礼乐达人，是习礼中的翘楚人物，当然会在礼仪教育方面发挥特长。他坚持礼乐教化，坚持泛爱于众，造福于民，开创弦歌之治。

言偃对礼仪钻研深透，具有独到的见解。如《礼记·檀弓》记载了有若和言偃关于要否节制踊礼的一次争论。言偃不赞成取消，但认为需要加以节制。言偃认为倘然哀情过度，活人也会致病死亡，为此对顿足的踊礼必须进行规范，通过仪式调节与限制。言偃接着长篇议论礼之别、礼之道、礼之用等，表明了他对礼仪的理解和传授，加上了人性化和亲和力的因素。鲁人县琐评论说：“叔氏，专以礼许人！”（《礼记·檀弓》）他之所以能被视为施行礼仪的权威绝非偶然。

随着时过境迁，礼仪中出现了不足以适应生活现实的情况，言偃常能率其弟子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改进与创新。《礼记·曾子问》载有曾子询问孔子嫡传宗子因故不在国内，给祭礼的举行带来困难的处理方法，孔子向他介绍了言偃和“子游之徒”依据变局创造的改由庶子筑坛代祭的应变之礼。

在《礼记·仲尼燕居》中，还记载了言偃“礼也者，领恶而全好”的观点，“领”是总揽、收拾的意思，恶者收敛，善者全好。这和孔子的“克己复礼”异曲同工，目的在于通过个人的习礼修德，逐渐汇合成社会的整体素质，从而构建仁义社会。言偃把“礼”从个人的修身养德提升为治国安邦之道，孔子对此十分赞许。

言偃对仁与礼不但理解深刻，而且勇于开拓、善于发展。为实施相关教育、培养合格人才开辟了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