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叫程龙的男子背着装有帐篷、卫星电话和简易炊具的行囊,在西安城墙根按下徒步记录仪的 “开始键”,目标直指 8000 公里外的罗马时,这场被网友冠以 “现代张骞出使” 的行动,早已超越 “户外冒险” 的表层定义。从社会学视角审视,这不是对两千多年前历史场景的简单复刻,而是个体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当代社会,对集体记忆的主动唤醒、对文明互鉴的重新诠释,更是对现代社会精神困境的一次温柔抗争 —— 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现代人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对跨文化连接的探索,以及对 “历史如何照进现实” 的深层追问。
要理解这场现代徒步的社会意义,首先需回溯张骞出使西域的社会学本质 —— 它从未是孤立的个人探险,而是西汉王朝为构建 “天下秩序”、推动文明互鉴的集体行动,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核心集体记忆。公元前 138 年,张骞带着 “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的政治使命西出长安,却在十三年的颠沛中(两次出使、被匈奴扣押十年)完成了更深远的社会建构:他带回的葡萄、苜蓿重塑了中原农业结构,记录的西域地理民俗为《史记・大宛列传》提供了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他用 “坚韧开拓” 的行动定义了 “丝绸之路” 的精神内核 —— 不是单向的 “征服”,而是双向的 “共生”。
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指出,“集体记忆是社会整合的黏合剂”。张骞的故事能流传两千年,正因为它在不同时代被不断赋予新的社会意涵:汉唐时是 “帝国疆域开拓” 的象征,明清时是 “中外通商往来” 的见证,近现代则成为 “文化交流平等” 的符号。这种记忆的 “流动性”,让它始终与社会需求同频 —— 而程龙的徒步,恰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化认同模糊的当下,对这份集体记忆的一次 “当代激活”:当他沿着古丝绸之路的部分路线前行,每一步都在触碰民族记忆的神经末梢,让 “丝绸之路” 从历史课本上的抽象名词,变成可感知、可参与的鲜活实践。
从西安到罗马的 8000 公里,现代徒步与张骞出使的行动逻辑已发生深刻转型,却共享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张骞是 “官方使命的执行者”,手持使节符节,代表王朝意志;程龙是 “个体精神的践行者”,背着社交媒体设备,传递的是普通人的善意。张骞的 “传播载体” 是口述与竹简,依赖官方渠道记录与传承;程龙的 “交流方式” 是短视频、直播与沿途民众的即时互动 —— 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他用翻译软件与牧民交流,牧民将自制的奶茶倒进他的水壶;在土耳其的古城里,老人看到他背包上 “西安 - 罗马” 的路线图,取出家藏的橄榄油说 “这是我们的‘丝绸’”。
这种 “去中心化” 的跨文化互动,恰契合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动理论”:真正的文明交流,不在于官方协议的签订,而在于个体间 “真诚、平等的互动”。张骞用十三年换来西域诸国对汉朝的认知,程龙用脚步在沿途民众心中种下 “中国普通人” 的鲜活印象 —— 两者都通过 “身体实践” 打破文化隔阂,但现代媒介让这份连接更具穿透力:他的抖音账号 “徒步西域记” 积累了 40 万粉丝,中国网友讨论 “张骞当年是否走过这里”,意大利网友分享 “罗马与西安的历史渊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 “数字丝绸之路”。
而两者的 “精神内核” 始终未变:都是对 “距离” 的突破,对 “未知” 的探索,对 “连接” 的执着。张骞面对的是戈壁沙漠与匈奴威胁,程龙要应对的是语言障碍、极端天气与孤独感,但本质上都是对 “舒适区” 的挑战 —— 这种挑战在现代社会更具象征意义:当多数人依赖飞机高铁跨越距离,习惯屏幕社交替代面对面交流时,程龙用 “最原始的徒步” 对抗 “快节奏的冷漠”,用 “亲身相遇” 消解 “文化标签化”,这正是现代社会稀缺的 “深度连接” 能力。
在 “功利化、碎片化” 的现代社会,一场耗时近两年、无即时回报的徒步,为何能引发广泛讨论?从社会学视角看,这本质是大众对 “精神价值缺失” 的集体焦虑,以及对 “文化根脉” 的本能渴望。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反思性会让个体不断追问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现代化,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文化认同的模糊形成鲜明对比:年轻人熟悉 “双 11”“短视频”,却对丝绸之路的历史细节知之甚少;我们习惯 “好莱坞”“肯德基”,却对沿途国家的文化习俗充满陌生。
程龙的徒步,恰好为这种身份焦虑提供了出口。他背包上的 “西安 - 罗马” 路线,不仅是地理坐标的连接,更是 “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全球” 的符号连接 —— 当他在抖音直播中展示西安的兵马俑与罗马的斗兽场,当他对比沿途国家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民俗,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徒步,更是一次 “文化寻根”:我们是张骞精神的继承者,是丝绸之路的当代参与者,这种身份认知比任何标签都更能强化文化归属感。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当下,这场行动具有 “符号性抗争” 的社会意义。当部分国家筑起贸易壁垒、煽动文化对立时,一位中国普通人用徒步证明 “连接比隔绝更有力量”“相遇比对抗更有价值”—— 这种个体层面的 “微小行动”,却能引发跨文化的情感共鸣,因为它契合了人类对 “和平互鉴” 的共同渴望。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种精神”,程龙的徒步,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当代捍卫。
这场 “模仿张骞” 的行动也伴随争议:有人质疑 “没有官方支持,能有多少实际价值”,有人调侃 “不如捐钱做公益,徒步只是作秀”。但从社会学角度看,争议本身恰是其社会价值的一部分 ——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个体行为是社会结构的缩影”,争议的本质是不同社会群体对 “历史传承”“跨文化交流”“精神价值” 的认知碰撞,而这种碰撞恰恰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建构。
即便有质疑,程龙的徒步仍在产生真实的社会影响:在他途经的哈萨克斯坦小镇,当地学校邀请他讲述中国故事;在意大利罗马,华人社团组织 “西安 - 罗马文化沙龙”,讨论两地历史渊源;国内多所中学将他的徒步日志纳入 “传统文化课程”,让学生理解丝绸之路的当代意义。这些影响或许没有 “签订合作协议” 那样直接,却在个体心中种下 “文明互鉴” 的种子 —— 而社会的改变,正是从无数个体的认知转变开始的。
更深刻的是,这场行动重新定义了 “普通人的历史角色”。过去,我们总认为 “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张骞是使节,是 “大人物”;但程龙是普通上班族,却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 “文明交流” 的历史进程中。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在现代社会,个体不再是历史的 “旁观者”,而是 “参与者”—— 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唤醒集体记忆,推动社会进步,这正是现代社会 “个体觉醒” 的重要特征。
从西安到罗马的 8000 公里,程龙走的不仅是地理路线,更是 “历史与现实” 的精神桥梁。他不是在 “复制” 张骞,而是在 “再创造” 张骞精神 —— 张骞开辟的是 “物质丝绸之路”,用丝绸换宝石,用良种换技术;程龙开辟的是 “情感丝绸之路”,用真诚换信任,用交流消隔阂。在这个数字时代,他的徒步证明:丝绸之路从未消失,它只是从 “商道” 变成了 “人心之道”,从 “官方主导” 变成了 “个体参与”。
这场现代 “出使西域” 的终极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在宏大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叙事中,个体并非无力的尘埃。一个人的脚步,能唤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一次真诚的对话,能打破两种文化的隔阂;一种执着的精神,能照亮一个时代的精神迷茫。正如张骞用十三年改写了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程龙的徒步或许也将在微小处改变我们对 “历史”“交流”“价值” 的认知 —— 这,正是现代社会需要的 “张骞精神”:不只是回望过去,更是走向未来;不只是致敬历史,更是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