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民国，很多文章都会提到“民国盛产大师”、“民国大师辈出”等等云云，甚至认为民国时期是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二波文化高峰。言而总之，按照很多文章描述，民国大师之多远甚如今，即是说“今不如昔”。

但问题是：既然民国大师如此之多，乃至超过新中国，那么为何中国却备受欺凌，国家建设成就远不如新中国？其实，所谓民国盛产大师，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接下来，就简要谈一谈民国大师多的四个原因。

首先，时代原因

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战败，清末民国时的中国民心士气跌入低谷，以至胡适公然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一无是处，什么都不如西方。当然，虽然胡适过于悲观、过于崇西，对中国也缺乏认知，但自然科学领域的确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社科类部分总体落后。

因此，一方面是客观上的落后，一方面遍地文盲、知识分子很少，一方面是士气全无的陷入了盲目推崇西方。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只要按照西方研究方法，发表一些论文，或者拿到西方一些学位，往往就可能被尊为某个领域的“大师”。至于这些论文的水平，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比如，上文提到的胡适，典型的民国大师，但他的学术水平究竟有多高，还真是个谜团，他究竟是不是博士毕业也是个谜团，反正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著有《胡适杂忆》的近代史大家唐德刚评价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

其中，还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文化，当时中国学术市场到处都是“空白”，因此学些西方知识，发一两篇文章，然后基本上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当然，这里不是说像李四光、竺可桢等真正学富五车的大师。

总之，因为时代原因，那个年代只要有西方文凭、或在西方报刊发表文章、或得到西方什么奖等等，那么就很可能成为“大师”。至于真实水平如何，历史已经给出答案，像李四光、竺可桢等才是真正的大师，不少所谓大师只能“呵呵”了。

其次，出国经历

2010年前，中国文人三大标配，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出过国、出过书、上过电视（有时还加上“去过西藏”这一样），三样不全的难混文人圈。而民国时代的大师们，基本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没有出过国留学或游学的“民国大师”有几个？

当时，只要留学西方归来，往往都有很好的安排，所以钱钟书的《围城》中才会塑造方鸿渐这个人物，他毕业于虚假的“克莱登大学”。

比如胡适，1917年回国就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但他回国时肯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因为他论文没有通过，是肄业，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推断是“大修通过”，必须“补考”，1927年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去“补考”的，至于1927年有没有通过还是只拿到荣誉博士，这就不知道了。

与之相反的是钱穆，土生土长的自学成才的真正的国学大师，虽然著作很多，国学水平很高，但直到36岁时才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而胡适26岁就成为北京大学教授。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出国留学可谓是“终南捷径”，同时出国留学也更容易成为“大师”。

第三，家世关系

虽然并非所有民国大师出身都很优越，但其中相当部分出身名门。因为，清末时中国识字率还不到1%，其中真正能够长期有书读、能读书的又很稀少，因此名门子弟天然就更具备读书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具备出国留学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身名门，所以容易出名，容易迅速成为“高端学者”。比如，被称为“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学者中的学者、大师中的大师”、号称差不多读完中国书（他认为中国的书就那几十本）、只有初中文凭的陈寅格。

以下，网上流传的一张晚清民国名人关系图，笔者没有考证过，不知道真假。

梁启超评价他“我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他写的300字”，也是名门之后的吴宓夸他“寅恪兄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是名门之后的傅斯年说“寅恪的学问，中国300年就出了这么一个”。看到这些评价，还需要质疑陈寅格的学识吗？因此，陈寅格必然是大师，别管他的年龄学历什么的。

当然，陈寅格肯定是有真材实料的，绝对是大师级别学者，但他真能达到梁启超、吴宓、傅斯年等夸奖的程度？陈寅格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谭延闿并称湖湘三公子，祖父叫陈宝箴，母亲俞明诗出身名门，小舅娶的是曾国藩孙女等，而吴宓出身陕西巨富家庭，傅斯年出身书香门第、清代首任状元傅以渐七世孙，梁启超参与过戊戌变法，认识谭嗣同等。

除了陈寅格，民国时期的很多大师，都是出身不凡，关系盘根错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相当部分都是这样，这一现象无疑耐人寻味。因为彼此熟悉，于是花花轿子众人抬，想不成为大师都难。如果今天几个院士夸你骨骼清奇，再带你刷几篇论文，那么你成为教授或副教授能有多高的难度呢？

第四，文科为主

民国时期的大师，多数是文史哲领域的，比如梁漱溟、钱玄同等，像吴大猷、顾毓琇、李四光、竺可桢等真正的理工科的大师很少，至少说远不如文史哲类的大师多。

1927年至1948年，民国培养了18.5万大学生中，理工科人才占比极低，基本仅在25%左右，多数集中在文科领域。其中，以民国中央大学为例，1934年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仅有约50人从事理工科（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而文科生占比超过70%。

一方面，中国理工科教育起步较晚、包括师资在内的资源匮乏，且理工科人才培养周期长、投入大，因此客观上造成了理工科大师少。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更强调人文社科领域，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以文科为主，政府在这方面引导不够，资源倾斜不足，且大学数量本身少，导致理工科大学生更少。

在此基础之上，民国理工科大师自然较少，相反文科大师就会更多。

综上可见，所谓“民国大师”，一方面其中部分“大师”，学术水平的真实含金量，显然是存疑的，或者说是相比民国遍地文盲的情况下的“大师”，放在后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教授；一方面文科大师比例太高、理工大师比例太低，但提升生产力比如造机器造枪造炮等还是要理工科大师。

相比之下，新中国建立后迅速大力发展教育，文盲率不断降低，同时将理工科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核心，明确提出“注重技术教育”，强调教育需“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研究工作”，培养了无数大学生，最终建设成果大家都知道，是民国根本无法企及的。

因此，若以民国时的大师真实水平衡量，那么新中国的大师实际数量和质量肯定都要超过民国；如果以实用性、建设国家的标准衡量，那么民国更是无法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自然更具工业化的人才基础，更能实现工业化，国力自然就会比民国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