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宫与东宫界墙遗址、崇业坊玄都观殿堂基址及第十二横街遗址在隋唐长安城中的位置

隋唐长安城历经了隋都大兴城（582—618年）36年、唐都长安城（618—904年）286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规划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都城。千年过后，隋唐长安城被叠压在现代西安城市之下。

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建发展，隋唐长安城内各类遗存陆续被发现。其中202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对隋唐长安城太极宫与东宫界墙遗址、崇业坊玄都观殿堂基址及第十二横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太极宫与东宫界墙遗址

隋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构成，宫城位于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部。宫城之内，分为太极宫、东宫、掖庭宫三部分，太极宫和东宫分别位于宫城的中部和东部。

太极宫营建于隋初，隋称大兴宫，唐景云元年（710年）改称太极宫。因其为唐京的正宫，故又称为京大内，唐高宗时期修大明宫后改称太极宫为西内。太极宫是隋至唐初皇帝处理政务和接见大臣的主要场所，隋文帝、唐高祖、唐太宗等均在此居住和处理政务。太极宫位于宫城的中央，南接皇城，北抵西内苑，东接东宫，西接掖庭宫。遗址在今西安城的西北部，即南至西安城内莲湖路以南80米处，东至北大街附近，西至西北三路附近，北至城北自强西路以北处。

东宫亦称春宫、储宫，为皇太子居住之处。隋文帝时，原太子杨勇，后太子杨广；唐高祖时，原太子李建成，后太子李世民；唐太宗时，原太子李承乾，后太子李治等皆居住于此。唐自龙朔（661—663年）以后，诸帝多居大明宫，太子亦移居东内少阳院。东宫西接太极宫，南接皇城，东抵宫城东墙，北临西内苑。遗址约在今西安城南至西五路以南80余米，北至自强东路以北，东至革命公园西侧，西至北大街。

2023年12月—202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青年路南侧开展了考古工作。该项目用地7144平方米，位于宫城遗址东南部，由于历代生产生活等原因，未见隋唐文化层及活动面，发现隋唐夯土基址2处。

隋唐夯土基址位于发掘区域东部，编号为夯土①和夯土②，南北贯穿发掘区。夯土①在发掘区范围内南北残长43.6米，东西宽10.4米，剖面呈倒“凸”字形，厚0.8—0.98米，夯层清晰，残存11层，厚0.08—0.1米。夯土①存在相对早晚关系，早期夯土剖面呈长方形，项目范围内南北残长43.6米，东西宽10.4米，厚0.8米，为现存倒“凸”形剖面的两侧。晚期夯土打破早期夯土，为倒“凸”字形的中部突出部分，该处夯土与生土之间铺设有砖瓦残片（瓦片厚0.1—0.15米），两侧不存，东西宽3.95米，厚0.98米。夯土①的分层和相对早晚关系说明这道界墙很可能经过重筑，至少有过大规模的维修，并重新处理过地基。

夯土①、夯土②整体分布范围

夯土②位于夯土①西侧13.3米处，项目范围内南北残长42.1米，东西宽2.4米，剖面呈长方形，厚约0.5米，夯层残存6层，厚0.08—0.1米。同样于夯土与生土之间铺设瓦片，厚0.1米。砖瓦残片的铺设具有加固结构、增强稳定性的作用。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可知东宫分为中、东、西三路，又据马得志和杨鸿勋先生的研究，东宫宽832.8米，太极宫宽1285米。承天门是太极宫的正南门，是隋唐长安城中轴线上的重要空间节点。承天门不仅指宫门本身，还包括宫门与门前横街组成的空间，承担皇帝登基、朝贺以及改换年号等礼仪活动，是隋唐长安城空间与政治权力的中心。承天门是宫城正门，朱雀门是皇城正门，明德门则是外郭城正门，这3座城门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形成了隋唐长安城南北向的中轴线。承天门中轴西距太极宫西墙642.5米，按照对称布局来看，则东部与东宫的界墙也应距中轴642.5米左右。承天门遗址位于今莲湖公园内莲湖池南岸偏西处，夯土①和夯土②则在承天门遗址东北方向约600米处。此外项目范围内只发现了这两处夯土基址，无其他墙基基址。其次就规模而言，夯土①东西宽10.4米，这与同样作为宫城内界墙的太极宫与掖庭宫界墙宽度11.5米大致相近。

从位置和规模综合来看，夯土①应是太极宫与东宫的界墙基址。夯土②或为太极宫内的一道墙基基址。这一发现对隋唐长安城宫城形制布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玄都观殿堂基址

202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雁塔区崇业路长安大学教职工住宅楼项目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域位于隋唐长安城崇业坊，共发现3处隋唐遗迹，具体包括隋代地面、隋唐时期的夯土台基以及墙基。

崇业坊内隋唐遗迹

隋代地面在发掘区中部及南部广泛分布，覆压于垆土层之上，叠压于隋唐夯土台基之下。在发掘区域内南北最长23米，东西最宽60米，厚约0.1米。土质坚硬，土色黄褐，呈鱼鳞状，有踩踏痕迹。

夯土基址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及南部，东西向，可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夯土覆压于隋代地面之上，上层夯土打破并覆压下层夯土。

下层夯土直接夯筑于隋代地面之上，分布范围广于上层夯土，向南延伸至发掘区外，东、西、北三处边界皆被现代建筑破坏。下层夯土在发掘区域内南北残长1.4—19米，东西残宽28—60米，高约0.6米。土质坚硬，夯层平整，深褐色，包含零星碎瓦砾，层厚8—10厘米。

上层夯土范围较小，其北边界位于下层夯土北边界以南7米处，覆压于下层夯土之上。夯土北壁向上略内收。在发掘区域内南北残长1.4—12米，东西残宽39—60米，残高0.8米。土质坚硬，夯层平整，呈浅褐色，包含零星碎瓦砾，厚8—10厘米。夯层表面见明显夯窝，分布均匀，呈椭圆形，直径4—8厘米，深约1.5厘米。

崇业坊内隋唐遗迹总平面

通过对上下两层夯土台基解剖发现，两条连接上层夯土的东西向基槽打破下层夯土、垆土及生土层，槽内亦见夯土，夯层之间可见草木灰，基槽东西长度暂不可知，南北宽2.9米，深2.6米，两两间隔3.9米。因此可知在夯筑上层夯土时，于已经夯筑完成的下层夯土表面开挖基槽，并在槽内夯筑至与下层夯土表面齐平后继续向上夯筑，从而形成上层夯土基址。

夯窝 & 基槽内夯土

墙基位于下层夯土北边界与上层夯土北边界之间，打破下层夯土和垆土。东西向，北距下层夯土北边界约5.6米，南距上层夯土北边界0.2—1.1米。通过解剖发现，墙基基槽北侧壁面较平直，南侧壁面0.6米以下内收0.1米，底部平坦，东西残长26米，南北宽1.36米，深1.25米。基槽内夯土逐层夯筑，夯层平整，土质坚硬，呈褐色，包含零星碎瓦砾。夯层厚8—10厘米，表面见椭圆形夯窝，分布均匀，直径4—8厘米，深约1.5厘米。墙基与上层夯土北边界基本平行，二者中间发现明显铺砖痕迹及少量铺地残砖，应为一处东西向通道，通道残长约17米，宽约1.1米。

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崇业坊，隋唐长安城朱雀门街之西，从北第五坊，属长安县所领，坊内有玄都观、福唐观、新昌观等建筑，其中以玄都观最负盛名。此次发现的隋唐夯土基址，位于崇业坊内中央稍偏南的位置，其规模东西超过60米，南北超过19米，与之前考古发现的含元殿、青龙寺、西明寺等隋唐高等级建筑殿堂基址面积相当甚至更大，符合国家级道观的规模。此外，发掘区域中残存的唐代文化层内还出土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我们推测，此处夯土基址应是崇业坊内始建于隋代的玄都观殿堂基址。

玄都观，原名通道观，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 年）建于汉长安城故城，隋开皇二年（582年）迁至此，并更名为玄都观。“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观及兴善寺以镇之”，玄都观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隋唐高等级建筑规模统计

第十二横街遗址

2024年9—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文理学院高新校区内东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隋唐长安城外郭城第十二横街、车辙、排水沟，以及通轨坊南坊墙墙基、归义坊北坊墙墙基等遗迹，出土砖瓦、瓦当、铜钱，以及陶、瓷器等遗物。

第十二横街示意

第十二横街路面及车辙分布于发掘区西部及东部。第十二横街为东西向，路面南高北低，最大差0.78米。项目范围内东西残长80余米，南北宽44.3米（北边至通轨坊南坊墙，南至归义坊北坊墙）。路面保存状况较好，尽管中部区域因现代游泳池建设而被破坏，但东、西两段相对完整。路面发现大量东西向车辙，印迹比较密集，有反复碾压痕迹，保存较好。

东西向车辙

东西向沟槽

第十二横街北侧排水沟位于发掘区中部、通轨坊南坊墙以南，大致与通轨坊南坊墙平行，东西贯穿发掘区域。东西残长约69.87米。

通轨坊南坊墙位于第十二横街以北，现仅存墙基部分，东西残长约69米。而归义坊北坊墙位于第十二横街南侧，被破坏严重，仅存东西残长约5米的墙基。在归义坊北坊墙仅存的这段墙基北侧发现东西向沟槽，推测可能是筑墙时墙外侧的夹板基槽。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对隋唐长安城的街道进行勘探时，探得第十二横街宽度为59米。此次清理发现第十二横街南北宽44.3米，窄于文献记载和以往考古勘探数据。此外，第十二横街只发现了北侧排水沟，南部未发现排水沟。这可能是由于横街地势北低南高，使得南侧的水可以顺地势向北流，反映出路沟的设置应与地形地势有关。

文献记载横街尺度有四十七步（69米）、六十步（88.2米）、百步（147米）。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勘探，除皇城南春明门—金光门大街（即第五横街）为120米外，其余横街宽25—75米。第六、第十、第十二横街发掘揭露出的宽度与勘探宽度有所出入，这可能是同一横街不同段落宽度不同所致。从发掘情况来看，第六横街宽53.2—57.6米（坊墙对坊墙，下同），第十横街宽37.6米，第十二横街宽44.3米，第九横街宽40米，第一横街宽40米，且朱雀街东第五街亦宽40米。由此可以看出，最初长安城横街的设计尺度可能为40米。

G1:4 开元通宝

在通轨坊内还发现隋唐时期半地穴式房址1座。F1位于发掘区西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口小底大，周壁壁面清晰规整，边界明显。上口南北长5.2米，东西宽2—2.1米；下口南北长4.9米，东西宽2.2—2.6米，深约2米。坑内填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残砖瓦块及陶器残片等。出土双耳罐、瓦当（残）、筒瓦（残）、陶碗（残）、陶罐残片、双耳罐残片。

由于长安城面积广大，郭城南部各坊始终未能发展起来，据《长安志》卷七“开明坊条原注”记载：“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唐代后期，政府虽然设想通过在这些地区建家庙使之得到发展，但未能成功。此次发掘的通轨坊内并无大量的唐代遗迹，发现一处半地穴式房址。半地穴式房屋在隋唐长安城中较为常见，在安仁坊遗址、大明宫重玄门外都有发现，房屋地面墙壁多为砖砌，此次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址为简陋的土式结构，反映出通轨坊作为郭城南部的坊，受地理环境、经济重心与交通网络等多重影响，长期处于“烟火不接”的未充分开发状态。

这些深埋地下的文化密码，经考古工作者的科学揭示，正在重构我们对隋唐长安城空间形态的认知图景。正如夯土中的每一层堆积都在诉说营缮往事，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终将还原出盛世长安的完整时空坐标。

（作者赵津、王桐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辛龙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来源 | 大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