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经历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的故事揭示了两个重要的秘密：权臣为什么会篡位？权臣篡位的条件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宋朝以后“权臣篡位”现象消失了。

在曹操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之后，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孙权和刘备两大割据势力，把他扣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大帽子。其实，不仅敌对势力，曹操的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怀疑曹操有取而代之的心思，提出过“加九锡”的建议（如董昭），而也有人则坚持维护汉室正统（如荀彧），导致与曹操产生了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写下了著名的《述志令》。他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简单总结为：他的一生目标是“匡扶汉室”，并不是篡汉。曹操回顾自己从年轻时的自卑，到后来无意中成为大军阀，他的志向逐渐转向了替汉室扫平天下，恢复太平盛世。因此，他坚决否认自己有篡位的想法。 然而，《述志令》虽然表面上气势磅礴，实际上更像是一篇为自己辩解的“洗地文”。如果曹操真心忠诚于汉室，为什么要害死董贵人、伏皇后和皇子？为什么要让汉献帝忍辱负重，任由自己操控？汉献帝曾愤怒地告诉曹操：“你要是想做天子，就杀了我！”这一切都让《述志令》显得不那么可信，反而透露出一个真相：权臣为何难以避免觊觎皇位？

简单来说，权臣的篡位往往是由于个人欲望的膨胀，以及外部势力利益的推动，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权臣夺位的“动力”。

内部驱动 人类天生就被欲望驱使，尤其是对权力的欲望。大多数处在高位的权臣，往往无法做到“拿得起放得下”。以曹操为例，他如果将权力归还汉献帝，他是否能放心将统一天下的大计交给汉献帝？如果汉献帝决策失误，那岂不是会让自己的努力白费？再如王莽，他若不改朝换代，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权臣的欲望不仅源自个人的物质需求，还与他们的理想和抱负紧密相关。正因为如此，拥有抱负的政治家往往会更加珍惜权力。

外部驱动

尽管权臣是个体，但他们的权力往往依赖于一个庞大的支持群体，没有这个群体，权臣就不可能获得权力。换句话说，权臣与其支持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深度绑定。为了维持这种支持，权臣的施政方针往往会受到支持势力的影响，甚至会受到限制。

以王莽为例，他的集团内部曾有两种声音。一派认为王莽应该在大汉旗帜下进行改革，另一派则认为大汉已经没有希望，主张王莽通过“代汉”来重建秩序。最终，支持“代汉”的势力占据上风，推动王莽登上了皇位。这表明，权臣的篡位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与外部的利益纠葛紧密相连。

权臣夺位的政治模式

除了双重驱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外，一个王朝的政治模式也决定了权臣篡位的可能性。曹操虽然有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但他所依赖的支持基础较为薄弱，最终未能篡位。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所依赖的只是支持他个人的“个体”，而他面临的却是一个强大的“豪门集团”。 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政策，与汉朝的“察举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朝的“察举制”本来旨在选拔有才德的人才，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沦为豪门集团内部的游戏，出身低微的人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打破了这一传统，触动了豪门集团的利益，导致这些豪门势力与曹操产生了对立。

曹操未能登上帝位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获得这些豪门集团的支持。后来，曹丕通过“九品中正制”取代了“唯才是举”，这一制度承认了豪门集团的特权，使得豪门势力支持曹丕登上了皇位。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隋朝，科举制度的诞生逐渐改变了豪门的优势地位，庶族阶级开始崛起。

宋朝的政治变革 自宋朝起，科举制度基本取代了豪门政治。宋朝的科举不仅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还有效地打破了门第限制，给更多普通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庶族阶级的崛起，使得权臣难以依赖豪门集团获取支持，最终导致“权臣篡位”的现象逐渐消失。

宋朝的宰相制度也发生了分化，相权逐渐弱化，无法形成强大的统治集团。皇帝逐渐成为唯一的强权，而宰相们则成为了“听命”的官员。宋朝还重文轻武，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使得军人难以掌握政权。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根本上削弱了权臣夺位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自宋朝开始，随着科举制的普及和相权的弱化，权臣篡位的土壤被彻底铲除。权臣虽然有双重驱动的内外动因，但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力量已不足以撼动皇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