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

《女性、艺术与社会》 惠特尼·查德威克 著 李思璟 译 后浪·湖南美术出版社

艺术史中女性创造力的系统性遮蔽，在约翰·佐法尼1772年的群像画《皇家艺术研究院的院士们》中显露无遗：画中，杰出的男性艺术家们围绕着裸体男模热烈讨论，而两位女性创始院士——安吉莉卡·考夫曼与玛丽·莫泽，却仅以半身肖像的形式被悬置于墙面。她们从艺术的创造主体，被降格为被凝视的客体；墙上画像如同一个隐喻，直观地宣告了女性被排除在艺术创作核心圈之外的历史事实。

这一局面直至1971年才被打破。艺术史学者琳达·诺克林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史认知。她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天赋的缺失，而是社会制度与文化机制的系统性压制：女性被禁止进入艺术学院学习人体写生；她们的社会角色被限定为母亲与家庭照料者；整个艺术价值的评判体系，也深植着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诺克林的发问，正式催生了女性主义艺术史。在后续著作《女性、艺术与权力》中，她进一步揭示了艺术史作为父权意识形态载体的本质，并以马奈《奥林匹亚》中模特维克托莉娜·默兰的凝视为例，剖析了男性艺术家如何将女性身体建构为被动的欲望客体。

诺克林开启的批判之路，在1990年被学者惠特尼·查德威克推向纵深。她的里程碑著作《女性、艺术与社会》（三十多年里历经五次修订），以宏大的历史视野，重构了自中世纪至今的女性艺术创作史。查德威克的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坚决突破“天才”神话，拒绝将个别成功的女性艺术家视为“超越性别的例外”，转而深入剖析社会如何系统性塑造艺术生产的条件。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虽获认可，却被制度性地限制于肖像画领域——只因女性被严禁研习更为“崇高”的宗教与历史题材。其二，犀利解构艺术史的话语霸权，揭示“装饰性”“感伤”等评价术语，实为维护“高雅艺术”男性中心特权的工具。其三，引入革命性的交叉性视角，在著作后续版本中，纳入对种族、阶级、性向等维度的关注。非裔艺术家费斯·林戈尔德的拼布艺术即为明证：她的作品既重述了被主流历史湮没的黑人女性经验，同时也批判了白人女权主义的内在局限性。

回望佐法尼的画作，墙上的半身像并非孤例，它是艺术机构系统性排斥女性的一个缩影。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在考夫曼与莫泽之后，近150年间再未接纳任何女性院士，其排斥机制深刻而多重：通过禁止女性接触人体写生，从根本上剥夺她们参与主流艺术创作的能力；将鲜活的女性创作者，转化为画框中供人凝视的胸像客体，从而消解其主体性与话语权；更因女性被隔绝于学院教学体系之外，导致艺术经验与技艺的代际传承链彻底断裂。

这种系统性的排斥，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女性抄本画家、北方文艺复兴的卡特琳娜·范·赫默森等众多案例中反复重演。即便是巴洛克大师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笔下那些充满力量与戏剧性的作品，也长期被错误地归属给其父奥拉齐奥——艺术史正是通过“归属误判”这一隐蔽手段，持续抹除女性的作者身份，直至20世纪，这些名字才得以重见天日。

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理论武器，亦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演进：20世纪70年代，聚焦于发掘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如诺克林策划的展览《1550-1950年的女艺术家》），但尚未质疑传统的“伟大”艺术标准；80年代，转向对父权制艺术话语的批判（如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对“女性特质”社会建构的分析），但相对忽视了种族与阶级的交叉维度；90年代后，进入强调交叉性的解构阶段（如哈莫尼·哈蒙德的酷儿艺术实践），但也面临着被学术体制吸纳而弱化批判锋芒的风险。这种理论的迭代，在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芭芭拉·克鲁格的宣言式作品《你的身体是战场》，将女性身体转化为政治场域，不仅挑战男性凝视，更通过视觉符号揭示了权力运作的机制，成为福柯话语理论与拉康精神分析在艺术场域的具体实践。

进入21世纪，《女性、艺术与社会》第六版新增了弗拉维娅·弗里杰里等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当代女性艺术的多维突破。辛迪·舍曼通过自拍摄影戏仿并解构各类文化符号，拒绝成为“被言说的客体”，夺回了身体与形象的叙事权。在全球视野下，中东艺术家莎拉·穆哈的作品，揭示了头巾之下个体的主体性与复杂经验，挑战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在技术革新领域，草间弥生的“无限镜屋”等沉浸式装置，创造了消弭性别界限、探索身份可能性的新场域。这些实践表明，女性艺术已超越早期的“正名”诉求，转而将艺术本身作为批判的武器，直指殖民遗产、生态危机等深层的全球权力结构，彰显出女性的创造力正成为重构人类共同叙事的核心力量。

《女性、艺术与社会》的终极价值，在于它将一部艺术史，转化为一份深刻的文化权力诊断书。查德威克将从中世纪抄本画家到数字时代艺术家的线索连缀成网，无可辩驳地证明：女性从未缺席艺术的创造，只是被主流叙事实施了“选择性失明”。书中那三百余幅图像，如同一幅幅星图，不仅照亮了艺术史缺失的半壁天空，更映射出所有边缘群体不屈的抗争之路。从佐法尼画框中被“封印”的胸像，到今日敢于定义自我价值的多元创作者，这段漫长的抗争历程揭示了一个真相：掌控叙事权力者，即掌握存在的定义权。（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