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它用真实而公正的方式记录了从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历史，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史记》没有一些错误。事实上，许多看似错误的地方，并非司马迁故意为之，而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接触到某些历史资料。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史记》中的一个极其离奇的错误——司马迁竟然把两个相隔100多年的“晋文侯”历史弄错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错误呢？或许，战国竹简的发现能为我们揭示其中的真相。 晋国的两个“晋文侯” 晋国历史上有两个被称为“晋文侯”的人物。第一个是晋穆侯的儿子姬仇，他的名字是“晋文侯”。第二个则是晋献公的儿子姬重耳，他被称为“晋文公”。这里的“公”并不是指晋国变成了公国，而是一种尊称，因为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国君都使用“公”这一头衔，说明这是对其地位的尊敬。所以，晋文公其实也可以被称为“晋文侯”。

《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周襄王在城濮之战后，派王子虎传达给晋文公的一道命令，内容为让晋文公继位。此命令中提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然而，《左传》中的记载与《史记》完全不同，左传中周襄王的命令称晋文公为“叔父”，与《史记》中的表述有所差异。更有趣的是，晋文侯的名字是姬仇，而晋文公的名字是姬重耳，二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

问题出在，《史记·晋文侯命》与《左传》中的策命不同，但却与《尚书·文侯之命》非常相似。后者明确记载了周平王册封晋文侯的历史，而《尚书》中的文侯之命则是由周平王进行的。实际上，司马迁在引用《尚书·文侯之命》时，错误地把周平王的策命误解为周襄王的策命了。 司马迁的错误分析 按理来说，司马迁这样重大的错误不应该发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错误呢？后来的战国竹简或许给出了答案。 《史记》对晋文侯的记载极为简略，只提到他在四年时被立为文侯，十年后，周幽王因无道被犬戎所杀，而晋文侯去世的时间也仅用了简短的文字。看似平淡无奇的记载，实际上忽略了晋文侯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晋文侯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普通人物，他在政治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周幽王死后，左传记载了“诸侯替之”，即周幽王被废除后，周携王继位。司马迁的《史记》并未提到周携王，这可能是因为《史记》忽略了这一段历史。战国竹简《竹书纪年》以及《清华简》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显示出晋文侯在周携王被废除后，实际协助了周平王东迁的历史事实。 这些新的竹简资料显示，晋文侯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在21年后，他亲手杀掉了周携王，并帮助周平王重夺周国的控制权。这些史实与《史记》中的记载大相径庭，证明了司马迁并未接触到这些资料，导致了他对这一事件的缺乏详细记载。

司马迁的局限性与历史错漏 为何司马迁会犯如此重大且离奇的错误？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当时的竹简文献，尤其是《竹书纪年》和《清华简》这些战国时期的文献，这些文献对晋文侯的历史有着更加详细的记载。另外，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对于东周历史的了解相对较少，尽管《左传》和《国语》等历史资料已经有了部分记载，但他并未深入挖掘，导致了对于晋文侯这一重要人物的记载缺失。

有观点认为，司马迁故意“抹去”周携王的历史，因为周平王作为正统继承人，而周携王的地位较为复杂，可能不被司马迁认可。但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更合理的解释是，司马迁在历史资料的掌握上存在局限，未能获取足够的信息，造成了历史记录的误差。

结论 对于《史记》中的这些错误，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毕竟，司马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完成如此宏大的历史编纂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偶尔的错误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真相也常常通过新的发现得以纠正。司马迁的贡献是无法抹去的，而他的错误也提醒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