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咱们发消息，手机一点就到位。但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皇帝想给远方的大臣传个命令，那可全靠“驿站”——驿卒骑马一站接一站地跑，遇上急事就搞“八百里加急”。即便这样，从北京到广州，少说也得五六天。可到了光绪年间，这老规矩被打破了，皇上竟然开始用电报发圣旨，几小时就能送到，搁那时候，可真是件新鲜事儿。

要说这事儿，得先讲讲“电报”是怎么一步步走进大清朝的。

其实在光绪之前，就有人想把电报弄进来。比如搞洋务的李鸿章，1877年他就在天津搭了条短线，从机器局通到总督衙门，也就几里路，试发了句“中午一点”，结果秒回。李鸿章乐坏了，直说这玩意儿比骑马快多了，往后办急事肯定派得上用场。

可当时反对的人不少。有人觉得电线杆插地里，“破坏风水”；还有人担心，消息从电线里走，看不见摸不着，万一被人偷听咋整？甚至有些老百姓偷偷去拔电线杆，觉得这是“洋鬼子的玩意儿”，不吉利。所以电报一开始只能小打小闹，没敢跟皇帝的圣旨扯上关系。

真正让光绪动了用电报发圣旨念头的，是几件火烧眉毛的“急事”。

头一回是1880年，俄国想抢咱们的伊犁，朝廷派曾纪泽去谈判。这事儿十万火急，要还靠驿站送信，一来一回十几天，黄花菜都凉了。李鸿章就提议：“要不试试用电报联系曾纪泽？”光绪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点了头。结果，总理衙门给曾纪泽的回信，几小时就到了，比从前快了不止几十倍。这次虽然没叫“圣旨”，但已经是皇帝那边通过电报下指示了，算是“试试水”。

真正把“电报传旨”定成规矩的，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那时候光绪急着改革，要给各省下命令，可每次等纸质圣旨送到，地方官一看，情况早变了。比如让某省办新式学堂，圣旨走了五六天，等官员接到，招生季都过了。

光绪急了，直接下令：“以后重要的圣旨，都用电报发！各地官员收到电报就赶紧办，不用等纸质圣旨了。”这下，电报正式成了传圣旨的工具。

为了让电报传旨更顺溜，朝廷还想了不少土办法。比如怕日期搞错，就用汉字代替日子：“东”是1号，“冬”是2号，“江”是3号，这叫“韵目代日”。像1898年8月27日的圣旨，就标了个“沁”字（“沁”对应27号），官员一看就懂。还担心消息被人偷看，电报局就把圣旨内容编成密码，只有收信的官员能解。

不过，这新鲜事儿刚推行的时候，遇到的麻烦也不少。

有些老臣不习惯，觉得“圣旨这么严肃的东西，用电报发太不庄重了”。比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头一回收到电报圣旨，硬是等了三天，直到纸质圣旨到了才动手办事。还有人担心：“电线要是断了，圣旨传丢了咋办？”甚至有人私下抱怨，说这是“皇上被洋玩意儿带偏了”。

可不管怎么反对，电报传旨的好处实在太明显了。比如1894年甲午战争，前线消息几小时就能传到北京，光绪能马上给军队下令；后来义和团闹起来，慈禧太后也靠电报快速联络各省督抚，比驿站快了不知多少倍。

说白了，光绪用电报发圣旨，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清朝碰上急事，不得不做出的改变。它打破了几千年“靠人跑腿传令”的老规矩，虽然没能救得了摇摇欲坠的大清，但确实让政令传得快多了。这也算是晚清时期，中国艰难拥抱新技术的一个小小的起点。

就像如今咱们习惯用手机发消息一样，当年的电报传旨，也是一场属于那个时代的“效率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来得太晚，也太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