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负责审理“王元琰贪腐案”的三司官员向皇帝汇报，说尚书右丞严挺之可能为王元琰跑关系，试图替他开脱。唐玄宗大怒：“中书省的官员、未来可能的宰相，竟敢为罪犯打后门，还把我当瞎子吗？严办！”

张九龄连忙解释：“严挺之早就与王元琰的妻子离婚十多年，恩断义绝，他怎么可能帮她呢？”

唐玄宗不满：“他们虽离婚，但一直藕断丝连。”

张九龄争辩：“这不符合逻辑，一定有人陷害！”

唐玄宗怒不可遏，觉得张九龄偏袒下属，涉嫌结党营私，于是迅速颁布圣旨：罢免张九龄宰相职务，改任尚书右丞，李林甫接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此，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张九龄被逐出权力核心，唐玄宗朝廷进入“李林甫时代”。

严挺之是谁？他科举出身，少年好学、才智过人、性格刚直且自负，有干吏之才。曾因唐睿宗大宴耗时过久，他上书指责“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还曾在朝堂上痛斥侍御史的不敬行为，因此被弹劾贬为万州员外参军。几年后，他重回朝中，但因公然指责宰相李元紘结党营私，又被再次贬出长安。

严挺之身上，有人讨厌有人欣赏。姚崇、杜暹、张九龄都曾是他的贵人，使他能在朝堂“升降自如”。唐玄宗也欣赏他的才能：严挺之在太原任少尹时，收到殿中监王毛仲索要武器的信，他敏锐地察觉异常并拒绝，还秘密上报皇帝。不久王毛仲谋反被揭发，唐玄宗感激他，召回京城任刑部侍郎。张九龄也看重他，很快提拔他为尚书右丞，主管吏部选拔工作。

开元时期，宰相制度由“群相制”改为“二相制”，以中书令为首相，副相辅助，最大化发挥首相才干，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但后来，这套制度逐渐演变为权力争斗。张九龄担任首相时，副相裴耀卿与李林甫地位不同，李林甫心怀不轨，暗自图谋取代张九龄。而张九龄希望提拔严挺之入相，这令李林甫极为忌惮。

严挺之高傲刚直，从不巴结李林甫，这更让李林甫恨得咬牙切齿。他曾因萧炅读错《礼记》中的一句话而讥讽，张九龄为保护严挺之，将萧炅贬出京城。张九龄想提拔严挺之，却清楚李林甫会阻挠，因此提醒他去李林甫家拉关系。但严挺之傲气十足，拒绝低头，结果李林甫早已将他盯紧。

“王元琰贪腐案”真正的焦点，并非王元琰，而是严挺之是否干预司法。张九龄为保下属，与唐玄宗顶杠，显示出书生气，缺乏老练手腕。李林甫暗中支持唐玄宗，稳固自己地位，使张九龄处于下风。最终，张九龄被罢相，严挺之被贬为洺州刺史。

李林甫不留余地，第二年，利用牛仙客拜相的机会，打压监察御史周子谅，顺势彻底清除张九龄残余势力。严挺之虽然被外放，但李林甫仍严密监控他。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想起严挺之才华，问李林甫：“他还好吗？其实还能用。”李林甫吓得魂飞魄散，但他巧妙安排，先笼络严挺之弟严损之，再让严损之上报“回京治病”的请求。李林甫借此向皇帝报告，称严挺之年纪大了，病重，宜安排闲职。唐玄宗无奈同意，最终严挺之被任为员外詹事，不占编制，直到洛阳病逝。

这件事展示了唐玄宗晚年朝廷权力的暗流，也显示了李林甫的权谋手腕和张九龄、严挺之的正直与傲气之间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