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很多人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改革开放,但实际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何修复“文化大革命”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才是最紧迫的任务。
在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和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面对这个难题。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在国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如何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不仅关乎党的统一,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因为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社会上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政策的背景下,邓小平呼吁大家客观、理性地看待毛泽东。他当时给出了一个评价:“功绩第一,错误第二。”这一评价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认同,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邓小平的评价似乎还是轻了些。
为什么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始终将“功绩”放在第一位呢?邓小平自己深知文革的痛苦,他曾是文革的受害者,深刻理解毛泽东的错误。但他明白,这一评价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定论,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凝聚力与未来。邓小平非常清楚,若过度否定毛泽东,容易引发混乱。苏联的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训: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苏联对斯大林和列宁的评价不断下调,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灾难。邓小平担心如果过度批评毛泽东,也许会给中国带来类似的后果。
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关乎党的团结与稳定,关乎国家的未来。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不容回避。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也体现在他对毛泽东评价的引导上。他曾明确表示:“正确评价毛泽东,就是要清除林彪和‘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解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目的是让全党回归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轨道。”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并非全是他个人的责任。许多党的领导人当时都曾支持过一些错误决策,许多重要决策并非毛泽东一人的独断。比如,大跃进期间,许多人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许多决策错误是集体失误。
他还提到,毛泽东的错误与制度密切相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曾经得到过较好的执行,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逐渐衰弱,党内民主逐渐失常,形成了严重的家长制现象。即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些制度上的弊端,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领袖也是人,任何人都有犯错的可能。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任何缺点或错误,那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当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领袖,但我们不能将他神化。只有客观地看待毛泽东,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晚年错误,也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的。
在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下,《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做出了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从他的一生来看,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的功绩排在第一位,错误排在第二位。他为党、解放军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我们今后的工作中,依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些幻想‘非毛化’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因此,邓小平坚持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评价,成为了党内外的共识。所谓的“说轻了”,实际上是邓小平在为党和国家的未来承担责任,做出的审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