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很多人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改革开放，但实际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何修复“文化大革命”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才是最紧迫的任务。

在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和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面对这个难题。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在国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如何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不仅关乎党的统一，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因为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社会上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政策的背景下，邓小平呼吁大家客观、理性地看待毛泽东。他当时给出了一个评价：“功绩第一，错误第二。”这一评价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认同，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邓小平的评价似乎还是轻了些。

为什么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始终将“功绩”放在第一位呢？邓小平自己深知文革的痛苦，他曾是文革的受害者，深刻理解毛泽东的错误。但他明白，这一评价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定论，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凝聚力与未来。邓小平非常清楚，若过度否定毛泽东，容易引发混乱。苏联的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训：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苏联对斯大林和列宁的评价不断下调，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灾难。邓小平担心如果过度批评毛泽东，也许会给中国带来类似的后果。

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关乎党的团结与稳定，关乎国家的未来。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不容回避。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也体现在他对毛泽东评价的引导上。他曾明确表示：“正确评价毛泽东，就是要清除林彪和‘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解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目的是让全党回归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轨道。”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并非全是他个人的责任。许多党的领导人当时都曾支持过一些错误决策，许多重要决策并非毛泽东一人的独断。比如，大跃进期间，许多人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许多决策错误是集体失误。

他还提到，毛泽东的错误与制度密切相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曾经得到过较好的执行，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逐渐衰弱，党内民主逐渐失常，形成了严重的家长制现象。即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些制度上的弊端，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领袖也是人，任何人都有犯错的可能。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任何缺点或错误，那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当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领袖，但我们不能将他神化。只有客观地看待毛泽东，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晚年错误，也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的。

在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下，《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做出了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从他的一生来看，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的功绩排在第一位，错误排在第二位。他为党、解放军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我们今后的工作中，依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些幻想‘非毛化’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因此，邓小平坚持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评价，成为了党内外的共识。所谓的“说轻了”，实际上是邓小平在为党和国家的未来承担责任，做出的审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