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认为是一次划时代的思想总结。1938年5月，全面抗战已进行一年，当时社会上充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中国必亡论”，另一种是认为中国能迅速战胜日本的“速胜论”。然而，毛泽东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8年5月26日完成了这本具有战略深度的书籍。

《论持久战》共5万字，深入分析了速败论与速胜论的局限，指出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持久战。书中，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终中国将获得胜利。这一理论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也给了抗日力量明确的方向。

同年7月，《论持久战》以书籍形式公开出版，许多重要人物，如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都曾认真阅读并研究过这本书。特别是白崇禧，在读后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深受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启发。

然而，日本方面对《论持久战》的最初反应较为冷淡。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各类情报收集已经相当详细，他们在初期并没有太多关注中国抗战战略的理论层面。甚至在1937年3月，著名的中国通村田孜郎就曾在日本《外交时报》上撰文抨击毛泽东的战略观点，称其为“自以为是的谬论”和“幼稚的妄想”。

不过，《论持久战》很快在日本内部引起了广泛关注。1938年9月，《论持久战》发布两个月后，日本的改造杂志就刊登了该书的删减版，尽管省略了其中提到的日军伤亡、武器消耗等对日本不利的部分。随后的几个月，日本多个媒体也对这本书进行了介绍，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态度依旧是轻视和不屑。

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的初期设想“速战速决”的战略逐渐破灭。到1939年，日本的兵力投入已超过60万，但事态的发展远没有他们预想的那样顺利。国内资源紧张，民众困苦，导致首相近卫文麿辞职，许多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论持久战》中的战略理论。

1940年1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讨论中国的持久战战略，称毛泽东在战争初期就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的抗战进程，并指出当前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经济困难和汉奸问题使得中国的抗战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日本媒体随后对《论持久战》的讨论逐渐减少，军部却依然关注着这本书。1939年3月，日本驻汉口的军特务部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诸问题》的报告，其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的游击战争和《论持久战》中的核心观点。

不仅如此，许多日本的高级情报人员，如中西功，也通过对《论持久战》的研究，开始意识到日本军队面临的潜在危险。中西功甚至将其心得写入《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分析了中国抗战的战略优势和日军可能面临的失败风险。

1944年，战争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开始在各个方面评估战败的可能性。在这一年，日本大使馆驻北京情报科将《论持久战》进行了全文翻译，并在大东亚省总务局编印了一本《毛抗战言论选集》，其中包括《论持久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已经深刻影响到日本的军事和政治层面。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1943年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在考察中国抗战形势时，接触了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多本抗战著作。他亲自表示，中国的抗战军队纪律严明，民众支持，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军队的士气。他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延安军队的纪律和精神面貌让他深刻意识到，日本军队无法与其抗衡。尽管这番话随后被视为“危险文书”而被没收，但它无疑是日本高层对中国抗战力量的真实反映。

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日本人最终认识到，中国的抗战精神和战略智慧远超他们的预期。而《论持久战》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理论基础，最终成为日本无法逾越的难关。日本人无论如何也没能突破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框架，最终在战争中失败。

《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是中国人民在抗战过程中展现的坚韧与智慧的象征。通过这本书，毛泽东向日本人明确传达了中国必定胜利的信念，并指出，只有克服内部分裂和无组织状态，才能真正动员起数亿中国人民的力量，最终击败日本侵略者。这种“兵民合一”的战略思想，成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