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北京的早晨依旧寒冷，孙中山先生病重已久，最终在病床上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已将遗嘱写好，里面明确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与此同时，蒋介石逐渐掌握了政权，表面上自称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但他实际却忙于满足自己逐渐膨胀的野心，对孙中山的遗愿充耳不闻。

1949年，蒋介石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逃往台湾，深感绝望，悔恨当初的决定。

1925年，得知孙中山病情恶化后，国民党高层决定要求孙中山立遗嘱。2月24日，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前往孙中山病床前，提出这一请求。他们口气强硬，声称：“先生的病情虽然看似即将好转，但为了不影响党务运作，恳请先生早日做出指示。”

孙中山身体虚弱，无法亲自书写遗嘱，只能口述，由汪精卫代笔，最终留下了三份遗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其中《国事遗嘱》最为重要，内容写道：“我致力国民革命已有四十年，目的是为了中国的自由与平等。四十年经验告诉我，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愿意与我们平等的国家一起奋斗。”

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关键在于“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一观点既被国民党左派接受，也被右派所接受，因为第二条内容具有模糊性，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根据《致苏俄遗书》，孙中山心中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指的正是苏联。

孙中山在这封信中写道：“我希望国民党能够在完成解救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家的历史使命时，与苏联携手并进，共同为压迫民族争取自由。”他充满希望地展望未来：“当苏联与中国成为强大的友国和盟友时，两国将共同为争取全球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而奋斗。”

这番话并非空泛的愿望，而是孙中山根据自己革命的经历总结出的深刻认识。在他的革命过程中，他曾忽视了工农群众的力量，过于依赖精英阶层，这导致了革命成效有限。后来，他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同时，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支持与北洋政府的对立时，孙中山发现苏联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不仅援助枪支弹药，还派遣顾问来帮助国民党，这让他对苏联心怀感激。

然而，在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他深知孙中山的遗嘱，但他口头上赞同孙中山的思想，实际上却背离了其初衷。早在1923年，蒋介石便曾赴苏联考察，并注意到苏联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说：“从今天的苏维埃运动来看，苏维埃政府已经拥有了人民的基础，这足以让帝国主义感到胆寒。”

然而，蒋介石虽言辞支持人民，但实际做法却完全相反。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在三天内，就有300多名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抓，数千人下落不明。这一暴行引起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强烈反应，长沙和武汉等地举行了反帝讨蒋大会，但蒋介石根本不为所动，仍坚持着自己的权力目标。

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的行为变得更加独裁，甚至曲解孙中山的“训政”理念。他的“训政”并非为了推动地方自治和民众参与，而是将其作为压制民主的工具，延长了“训政”时期，逐步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此外，他还通过保甲制度和公民宣誓制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压制民众的自由。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虽然蒋介石声称其目的是让全体国民生活更加有序，但实际上，这一运动充满了精神控制，试图将封建道德强加于民众，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唤起民众”的初衷。

蒋介石的政治理念最终导致了他对民众的疏远。在解放战争期间，尽管蒋介石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相反，解放军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数百万民众积极参与支前，极大地支持了战争的胜利。

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相对照，孙中山当时选择与苏联合作，期望通过国际支持推动革命进程。然而，蒋介石却逐渐改变立场，与苏联断交，并开始亲近日本，这导致了他在外交上的失败。

蒋介石最终在1949年失去了大陆，逃亡台湾。即使在这时，他依然抱有幻想，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美国早已失望于他，且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民心的丧失感到不满。蒋介石的这一连串错误的决策，最终使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孙中山的遗嘱早已为蒋介石指明了道路，但蒋介石不仅未能遵循其指示，反而根据自己的意愿曲解了这些遗愿，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