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物资开始大量倾销中国，撞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大门。在商品货币的冲击下，西方国家将先进的拍卖机制也同时引入我国。拍卖活动开始出现在广州，来华外商经常以此方式销售鸦片等外来商品。

据《津门纪略》卷九的记载，当时天津已出现了由外商主持的、俗称“卖叫货行”的拍卖行。书中以《洋务门·叫卖》为题记述说：“拍卖亦曰‘叫卖’。凡华洋家什货物，俱可拍卖。先期粘贴告白，定于某日几点钟。是日先悬旗于门。届时拍卖者为洋人，高立台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争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锤拍案一声为定，即以价高者得货耳。俗名‘卖叫货’”。拍卖被当时的天津人称做“卖叫货”，而同时期在上海则被说成是“拍叫货”。

晚清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曾对当时上海中国商人组织的拍卖会有过生动的描述：“丙子（1876年）春间，华人亦仿外国拍卖物件。先期悬牌定于何日几点钟，是日先悬外国旗，届时一人摇铃号召，拍卖者高立柜上，手持物件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竞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木槌拍桌一声为定，卖予加价最后之客。一经拍定，不能反悔。”当时的拍卖行里到处都是柚木写字台、弹簧转椅、打字机，还有古董、古画、秦瓦汉砖，外加珠宝玉石，还有外国“白兰地”、“化妆品”等，这些名贵东西都是要拍卖的东西，东西并没有损坏，常常是受了些水渍浸泡的污损。

当时出版的《上海生活》杂志的文章对拍卖也进行过描述：

上海滩的商人认为：到“拍叫货行”（即“拍卖行”）里去“叫货”（竞买），要有几个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一，要眼光“狠”，把你预备拍的那件东西，越看得透彻越好，因为一经拍定，再看出“毛病”来，亦不能反悔了；第二，要略懂得几句“洋泾浜”英语（即讲的不标准的带有上海口音的英语），比如会说“Dollars(美元)”，“Number”（号码），“万来那司（Very nice）”，即极其好的意思。懂得这些，便可和拍卖行里的洋人攀谈，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便利和利益。拍卖师（当时上海称为“叫货鬼”）都是些眼光老练、计算精明的人，不是拜个“师父”或“先生”，学上几年就可以吃这碗饭的。全在乎自己的经验，多接触、多留心，处处化解应变，“死事活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要灵活，随时随地要显出敏捷的样子，“逢人能说话”，才能当得拍卖师。参加拍卖的人耳朵要灵活，洋人站在高高的台上，手持木制的槌子，一边唱着“Number 6, one and half”，立刻要明白，就是“第6号拍品，一块五起拍”。这时你看旁边有没有加价的人，一分钟后没有的话，你便立刻伸手表示愿买。但事实上没那么顺利，难免有人会加价喊“Two”， 意思即肯加到两块钱，或许又杀出一个“程咬金”，喊一声“Two and half”，要加到两块五。这时候你就要当机立断，看那东西是否值得，自己还要不要。一般认为最“热门”的货色，还是化妆品、花边、假首饰、鞋帽袜带之类。很多人闲来无事，到这些地方去转转，好在拍卖行老板很欢迎你们去看，壮壮他的声势。货色繁多，记不清多少，可以边看边听着台上的叫喊。如果遇到心爱的东西，便可参加竞拍。

摘编于《当代北京拍卖史话》，季涛 著，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