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上级把军事科学院的第二政委萧华调到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这让原本就当了多年的第一政委冼恒汉心里“坐不住”了。他心里有很多疑问：上级要他来干什么？为什么不打声招呼就来安排？

按照常规，干部调动通常会征求本人和单位的意见，可这次调动却没有事先找冼恒汉沟通，军区里一片猜测。因为从1967年起，冼恒汉就长期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同时兼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无论是军区党委的工作，还是地方工作，几乎都由他拍板定案。此时来了一个职位比他还要高的将领担任政委，确实有些不同寻常。

冼恒汉直接问上级，萧华来干什么？叶剑英元帅（文中称“叶帅”）回答说要协助他一起负责军区的工作。至于排名如何分配？萧华被定为第二政委。这就意味着，自己在这个班子里，可能要在一个对他来说并不完全熟悉的高级领导之下开展工作，心里自然有顾虑。

从实际情况看，这个安排也有道理。冼恒汉在军地两方面都担任重要职务，力量有限，精力需要兼顾两头。地方工作过程复杂，常常让人头痛；而兰州铁路局等问题在地方和军区之间来回纠缠，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来支撑军区的工作。上级派来一个人，一定也是为了让军区的工作更稳妥地开展。

当时兰州军区的司令员是韩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将。萧华来接任后，和韩先楚并不是简单的“并肩”，而是要并肩共事，甚至要在党委会上听从萧华的决定。两位上将要共事，冼恒汉心里自然有顾虑：会不会因为新来的高一级领导而改变原有的权力格局？

回顾历史，自1973年12月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以来，冼恒汉与韩先楚之间在生活和工作上有不少分歧，矛盾比较明显，甚至一度需要上级来协调解决。萧华和韩先楚在解放战争时期确实有过合作关系：那时萧华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韩先楚则在辽东军区下辖的部队担任要职，二人关系相对融洽。所以，外界一度猜测，上级是否会借助萧华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冼恒汉也只能买了个账。

真正的情况究竟如何，谁也说不准。仅仅上任后不到三个月，局势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冼恒汉被罢官免职，萧华改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书记，着手对军区进行整顿，展开“揭查批”的工作。此后，冼恒汉的命运走向就被定格在另一条轨道上。

冼恒汉的经历，与他在解放后西北军区的工作息息相关。解放后，他长期在西北军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成为主任；1955年起，担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主持日常工作。1967年以来，他身兼军地两头要职，独力承担的压力很大。为了消除他在党内外的影响，被人称作“冼家帮”的势力，也在这个阶段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

“代理人”的帽子，冼恒汉戴了整整五年。到了1982年，萧华准备从兰州军区离任前，想给这段历史一个明确的结论，既解释过去的问题，也为接下来的工作铺平道路。但真正到兰州后，他发现有人把事情“上纲上线”地审讯他，冼恒汉几乎没有辩解的机会，甚至差点因心梗而病倒。

最终的结果并不让他满意。虽然给了“免于起诉”的政治结论，但他始终被扣着一个难以抹去的政治帽子，待遇上虽有变化，但名义和评价却难以摆脱。官方的处理让他从师级待遇，后来又改为军级待遇，既有一定的职业级别调整，也反映出政治评价上的复杂与无奈。

这段历史，既是个人命运的起伏，也是那个时代党内斗争、军政合一格局下权力博弈的一个缩影。对冼恒汉而言，既有长期耕耘带来的功绩，也有被政治斗争波及、终究难以完全翻篇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