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八路军三五九旅驻陕西富县的自卫大队长尹保仁，擅自率队在富县境内的三交镇附近设伏，歼灭了国民党将领胡宗南麾下的一个新兵营。此事很快被指为“破坏国共合作、挑起内战”，成为当时极为敏感的一件事。为什么尹保仁要动手？毛主席后来又如何处置这件事？下面把来龙去脉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

事情的起因要从当年延安到富县的防务说起。1943年，毛泽东、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到南泥湾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视察。毛主席对团里的参谋长尹保仁表示赞赏，还特地向他敬酒。几天后，延安卫戍司令王震与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一同来到七一八团，找尹保仁谈话。王震既提醒他别骄傲，也宣布了一个任务：把富县的游击队扩编为自卫大队，由尹保仁任大队长，加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防线。

当时富县地处要冲，国民党部队常在边区扰乱，抢劫抓丁，甚至暴行伤人。尹保仁去之前问清了兵力与编制：旅里会抽调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加强连支援，自己还要靠扩充本地队伍。因为他历来擅长火力作战，便要求旅部配两挺机枪加强火力，郭鹏曾提出批评，但王震支持了这个请求，严肃告诫他：富县重要，要守住延安的大门，否则后果严重。尹保仁也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坚守岗位。

到了富县后，尹保仁把队伍训练得很紧，力求把每个队员都练成射手、投弹手等实用能手，同时密切关注国民党军的动向。富县周边，胡宗南部队常常越界骚扰，搜刮民物、抓壮丁、侮辱妇女，甚至开枪打死过老百姓和耕牛。更令尹保仁警觉的是，敌方把一支新兵营的行军路线异常绕行，明显有通过富县侦察、试探我方防御部署的嫌疑，可能是为以后南北夹攻做准备。

基于这些观察和当地县委的意见（县委认为在国共合作期间应慎重，让自卫大队自行决定），尹保仁决定下手设伏，结果歼灭了那个新兵营。消息传到蒋介石处，国民政府向共产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严惩责任人。风波一出，旅部有人来富县调查，冷言称尹保仁“性命难保”。尹保仁亦知事态严重，心里准备接受处理，甚至把自己平时积攒的边币交给党小组长当作最后的党费；自卫队员们知道情况后，含泪与他告别。

不久，富县县委通知尹保仁到县里，县里负责人说明事情已闹得很大，周副主席（周恩来）将从重庆办事处亲自来处理。尹保仁既惊且惧，但也想好好陈述理由——若真要杀头，能在公堂上说清原委也是一种解脱。随后他被安排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先是半开玩笑地问他帽子上为什么不戴“青天白日”帽徽，尹保仁直言那是国民党的标识，他平时觉得羞于佩戴；周恩来并未严厉斥责，只说他“有个拗脾气”。

重点的质询是：为什么打之前不向旅部请示？尹保仁的解释是，旅部距离太远，去一次得往返百二十里，来回耗时太久，情况不允许，故只向县委请示，县委认为当时由自卫大队决定。周恩来又追问动手的经过与动机。尹保仁详细陈述了胡宗南部队长期在富县欺压百姓、企图通过富县侦察我方等事实，以及他担心敌方将来可能南北夹击的判断。听完这些说明，周恩来判断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安慰他：“你不要怕，杀不了头。”并当场多次重申这句话，实际上是为尹保仁解围。

这件事的处理并不只在周恩来一方。消息也传到了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为保全尹保仁，亲自到杨家岭向毛主席求情。郭鹏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毛主席已知此事，还提到不久前见过尹保仁并吃过他做的饭。郭鹏劝说不要惩处尹保仁，毛主席一开始严肃指出他擅自行动的严重性，但听了郭鹏解释后被尹保仁打胜仗、振奋士气的事实所感动，最终决定不为难他。毛主席还指出，国民党曾制造皖南事变、平江惨案等事实，说明国民党对合作并无诚意，尹保仁的行动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仍要提醒他提高政治觉悟，注意斗争方式，不可轻率行事。

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交出所谓的“凶手”，但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没有按其要求办。毛主席让郭鹏把他的决定传达给王震：尹保仁不会被处死，要安心工作，加强学习。郭鹏感激地回去，但因激动又匆忙，跑得太急摔了一跤，嘴里还抱怨尹保仁“害我受这个罪”，不过心里觉得能保住人的命，这次摔跤也值了。

总的来说，尹保仁在富县击毙胡宗南一个新兵营，确实触动了国共合作的政治敏感神经，导致中央高层必须出面调解。经过周恩来、毛主席等人的审慎处理，既肯定了其保卫根据地、保护百姓的动机，也批评了他处理问题方式上的鲁莽，最终决定不予极刑，而是要求提高政治觉悟、注意策略。此事后来被记载并流传，成为当时复杂政治军事局势下一起典型事件。参考资料题目为：《尹大队长富县犯死罪，周副主席奉命亲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