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复杂，在翻阅历史时尤为清晰。古人常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也有人认为“性本恶”。而在人性诸多弱点中，最难抑制、最常出现的便是“贪”。

一个婴孩都会争抢自己喜欢的东西，更别说成年人面对金银珠宝或美色时，心中岂能毫无波动？这种欲望虽然是常情，但若不加以约束，极易演变为恶欲。因此，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深知必须严惩贪腐，既依靠道德教化，也依靠制度来约束。然而，因制度执行不严或官员本身参与其中，历史上贪官层出不穷，反倒是清官少得可怜。于是便有了“贪腐越治越多”的历史魔咒。

不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一位统治者，以铁腕手段大幅遏制了腐败，这个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贫苦，自幼尝尽民间疾苦，因此深知百姓的痛苦往往源自官吏贪腐。登基后，他特别重视民生问题，强调官员必须为百姓尽心尽力。他曾教育臣下说：“百姓安稳，才能安心耕种，丰衣足食，国家才有税收和财富。你们的俸禄都是百姓血汗，怎能贪赃枉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百姓富，国家才会强，而百姓的安稳取决于官员是否廉洁”。

朱元璋知道，仅靠劝说和儒家教化远远不够，制度才是最可靠的手段。于是，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他亲自编纂了针对贪腐的特别法律——《大诰》。这部法律不仅是《大明律》的补充，还包含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厉刑罚。

为了普及法律，朱元璋要求全国每家每户都必须拥有一册《大诰》。若家中有书却仍违法，可减罪一等；若没有书，则加重处罚。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推广全民学法、懂法的尝试。他的目的很直接：让百姓明白如何监督官员，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间接维护国家稳定。

朱元璋还深知，仅靠法律文本还不够，于是创立了“上访面圣制”。他规定，地方德高望重的老人可以在年底组队进京，直接向皇帝汇报地方官员的善恶行径。为了防止贪官打击报复，他特别下令：所有进京上访的代表必须畅行无阻，若有官员阻拦，必定严惩不贷。

这一制度让百姓的监督真正落到实处。例如史载常熟百姓陈寿六等人因遭县吏迫害，便带着《大诰》进京告状。朱元璋不仅核实案情并惩治贪官，还担心他们回乡后再遭报复，特地颁布告示保护其安全，同时也防止他们仗势欺人。可以说，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几乎面面俱到。

他常说：“清廉之官，即便犯小错也可宽恕；贪虐之徒，就算罪小也绝不饶恕。”在洪武二年，他还当众警告群臣：“凡贪污受贿、迫害百姓者，决不轻饶。”这种态度，展现了他对贪官的深切痛恨。

朱元璋甚至编写了《醒贪简要录》，以农民的辛劳来计算官员的俸禄。他举例说明，一品官员的年俸相当于几百农户辛苦一年才换来的粮食，用脚步和汗水丈量出的数字触目惊心。他的目的，就是让官员明白俸禄来自百姓血汗，若不为民办事，反而残害百姓，那便毫无人性。

纵观历史，贪腐问题几乎难以根治，但朱元璋凭借《大诰》和上访制度，确实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法律的高压与百姓的监督双管齐下，使得贪官心生畏惧，不敢肆意妄为。这一治理模式，不仅深得百姓拥护，也被史学家称道。

一句话总结：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反腐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正是因为他既懂得民间疾苦，也深知制度的重要。他把百姓的眼睛当作最锋利的利剑，让权力不再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