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刚从基层锻炼归来，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转业到地方工作。这让他十分不安：自己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被调离部队？

表面上看，这与庐山会议后的一些说法有关。有人抓住一句评价——“工作积极、很坦率，但缺乏组织斗争经验”，把原本的鼓励和提醒上纲上线，成了对他的否定。可真正的原因，还要追溯到1958年的一场运动。那时，总政号召大家给首长写意见、贴大字报，大多数人只是走过场，只有王德当真。他直接写给军区司令和政委，批评尖锐，让主官们十分难堪。王德以为事情过去了，没想到过了一年还被翻出来。

为什么别人都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一方面，他和司令平时关系就不融洽。自1952年在司令部共事以来，两人理念和风格差异明显，积累了矛盾。另一方面，他或许觉得难得有机会，可以把心里的不满说出来。再加上当时全国“反教条”的风气影响很大，粟裕、刘帅、萧克、李达等高级将领都因此受到冲击，他也许以为自己反映问题，上级会有所动作。结果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冷板凳”。

他的大字报写得直白，还谈到谁适合当司令。他提到粟裕、邓华、杨勇、张爱萍，理由是他们有现代化思维，但唯独没有提及许世友。这一点，后来也被认为是他“缺乏斗争经验”的体现。庐山会议之后，一些所谓“揭发”的材料被利用，最终成了他离开部队的导火索。其实，这样的遭遇不止他一人，海军的罗舜初也曾被迫离开岗位。

转业的消息让王德心中难以接受。他回家探亲时专程去了趟北京，想找老首长张爱萍、陈毅和罗荣桓帮忙，希望改变命运。陈毅对他表示理解，但自己已不分管军队事务；罗荣桓则给了他不少中肯意见，指出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层面，并没有更严重的牵连，劝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这些话多少让他宽心一些。

不过，最终能不能留队，决定权在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手里。罗瑞卿考虑到团结和军区领导班子的工作关系，认为适度处分有必要。结果，王德被转到山东计划生育委员会任职，算是个“冷衙门”，在职务上也受到限制。

直到1962年，部队和地方陆续开始为此前的一些处理“平反”。王德觉得自己的问题也该有个结果，便写信向部队申请复职。经过上级研究，最终同意让他回到军队。此时罗荣桓已第二次担任总政主任，或许认为之前的处分已经够了，于是王德终于如愿，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岗位。